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曾国藩的“理治”思想探论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汉宋兼容与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提倡汉学与宋学兼容互补的代表人物,其古文理论体系的建构以桐城派的传统文论为基础,以宋学讲求的义理为中心,注重经济,兼采汉学,主张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认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特点。     

略论晚清学术界的尊颜与反颜之争

略论晚清学术界的尊颜与反颜之争·陈居渊晚清的学术领域，虽然今文经学风靡一时成为学术主潮，但儒学各派的发展却没有停滞，如以讲究内省修身为特点的理学复兴和以考据为主体的汉学仍居于正统地位，又如主张融通汉学与宋学的汉宋兼采之学也相当活跃。然而面对１９世纪中...     

文化政策视野下的清代汉学

清代汉学在清初批判宋明理学的思潮中形成,考据之风笼罩了有清一代,乾嘉之际达到鼎盛。通过考据,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与总结,这种集大成式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对古籍的整理、求实的治学精神、科学的治学方法等方面。究其原因,与清朝笼络与镇压的两手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到了晚清,汉学的盛极而衰,说明清代汉学存在一定的局限,反思其弊端,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其理学经世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兴起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分析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特点及其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洋务运动发生的思想背景。清朝道光年间,曾经为“康乾盛世”起过点缀粉饰作用而盛行一时的乾嘉汉学,一 在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面前,显露出它的陈腐和无用。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国计民生的治学之道,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     

曾国藩与吴廷栋关系考略

曾国藩与吴廷栋共历嘉道咸同四朝,同为晚清理学的中坚、桐城后学的砥柱。道光年间,他们同师唐鉴,求道问学,相交为友;咸丰时期,声气互通,镇压义军;同治时期,同居高位,规切友朋,成为"同治中兴"的贤辅名臣。他们由医而识,由学而知,在复杂混乱的晚清政治生态中,相互攀援,最终缔结为不二的利益共同体,带来了"理学中兴",改变了晚清儒学原有的格局与谱系。考察曾国藩与吴廷栋的三十二年交往史,有助于观照晚清学术与政治彼此纠葛的诸多面相。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清代中叶湖湘文化独特性的地域考察

清代乾嘉年间,考据之学盛行全国.但湖湘之间仍以宋学为宗,理学昌盛.钱穆先生曾有言:"清儒考据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披其风最稀."①罗汝怀亦认为:"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涯,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②然而湖湘虽为理学,亦不完全等同于程朱,其学术内核实则是以张栻为宗,倡导的是"传世而济斯民"的经世致用学风.因此,清代中叶汉学何以未能波及湖湘,又可理解为张栻理学何以能由宋直传至清.本文的考察主要基于湖湘的地域角度,以为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二是湖湘书院的传承功能;三是移民与蛮族血统的加入.     

曾国藩与他的理学师友

曾国藩与他的理学师友王澧华曾国藩最初是以理学新秀的角色崛起的。及至在咸同年间建中兴之业，极人臣之荣，身前身后，朝廷内外，皆以理学名臣视之。作为一代儒臣，曾国藩有过一批志同道合的理学师友。本文特意选取唐鉴、倭仁这两位著名理学家，试图考述曾国藩这位理学后...     

曾国藩哲学思想初探

曾国藩的哲学思想渊源于程朱理学,具有一定的守旧性与落后性,然而由于曾国藩长期治政,治军的实践,和受到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又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其中不无值得重视的内容。今不揣谫陋,就曾氏哲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谈点个人看法。一、关于“天命”问题。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曾国藩、左宗棠关系中的性格影响因素论析

同作为晚清湘系集团要员的曾国藩、左宗棠,虽说在关乎派系大局的事情上不乏同心协力之时,但亦多有个人嫌怨,甚至不止一度地明显交恶。这与两人的性格因素密切关联,曾国藩内里强毅而又外表谦谨,左宗棠生性率直而又不掩狂傲,尽管在特定情况下,能通过双方的克制、容让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矛盾,但总不免要对其关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晚清杨恩寿的词学主张及在湖湘派中的定位

晚清湖湘派词人杨恩寿以戏曲家、诗人名于世,在词学领域也有一定建树,其《论词绝句》三十首及《词余丛话》部分内容体现了推尊词体、推崇姜张和浙西词派词风、严审词律等词学主张。杨恩寿有《坦园词录》七卷,学习姜夔张炎词风,词境多为清冷、寂苦、伤感,在用词、修辞上,多选用寂冷色调,词境伤感清苦。杨恩寿词虽为曲家之词、诗人之词,在晚清湖湘词派中,被称为“同光三家词”之一。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曾国藩理学思想发微

本文从曾国藩书信、日记、家书、诗文等文献中梳理出一个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回答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曾国藩是否有自己的理学体系、是否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学家的疑问。通过条分缕析曾氏理学与程朱理学的区别与联系,文章认为曾国藩理学的主体内容是继承宋学而来,但也有他自己的发明与创造。具体表现在:在性命理论上,反对空谈性理,更重视理学观念的实践,实用色彩鲜明;在认识论上,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改造程朱关于“格物”的认知;在修养论上,调和了理学内部关于主静与主敬的分歧,提出敬中致静、动中求静、在理学义理的践履中追求心灵安静的观点。     

民国学人梁启超和钱穆笔下的曾国藩形象异同

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国藩受到了民国学人广泛的关注。其中,梁启超和钱穆是值得注意的两位。他们二人都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一位学问精深且躬行实践的人物。但关于曾氏的学问渊源、为学取向以及古文成就,彼此意见多有不同。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极尽正面,这与他一生敬重曾氏密切相关。钱穆因其本人的民族观念、当时的国难背景、考据学风以及"曾国藩热"而对曾氏的态度较为复杂:既钦佩曾国藩的学问造诣又批评其忘却"民族大义"。这些不同反映出民国学人对曾国藩的观感与其本人所处之时代及所持之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值得重视。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