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下)

关于红山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首先集中在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问题上。这一问题是近年来红山文化及西辽河流域文化研究中讨论最热烈、分歧也最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来至少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红山文化尚未进入文明时代,主要有安志敏、陈星灿。第二种意见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如王惠德。第三种意见在大前题下似乎可划入第一种意见,但又有所不同。代表这种意见的主要有郭大顺、孙守道、苏秉琦,具体看法是红山文化“代表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红山文化晚期的祭坛遗址和“女神庙” “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就是说,红山文化已经来到文明时代的门槛。     

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问题及政策思考

大遗址是我国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主体,是中华文明曾经高度发达并对世界文明与进步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见证。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往往是大遗址遭受破坏的高危险期。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如何保护好大遗址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任务。     

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处于“古国”阶段,当时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其社会已进入了“原始文明”或“早期国家”阶段。于建设先生用“神本社会”来界定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如果把西方的“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的考古实证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应把红山文化界定为“酋邦”社会更为妥当。     

西辽河流域远古文明的再探索

文明的起源地是一元还是多元;文明的标志是划一的还是各具特征;红山文化是否已进“文明时代”等等,由于西辽河流域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金字塔”般巨型建筑以及玉龙为代表的诸种玉器的发现,这些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热烈的探讨。或坚持中华文明的起源地非黄河流域一处,而“发祥地有‘四大区域’”,红山文化“使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或否认红山文化进入文明时代,“根据世界文明史的惯例,红山文化还没有青铜器的铸造和应用,也无城市的发现,更无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因此,它不具备文明时代的特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诸领域的研究成果,对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远古文明再抒鄙见,希翼学界同仁指正。     

舞阳贾湖龟甲与伏羲氏画八卦

河南舞阳贾湖裴里岗文化遗址发现的龟占器具和卦象文字,是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的有力佐 证,它拉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序幕,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聚焦与提升: “查海遗址”文化品牌

座落于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代居民的村落遗址,被尊称为“中华第一村”。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它的发现对于追溯人类的文明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从“查海遗址”文化保护现状来看,这一文化品牌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打造“查海遗址”文化品牌迫在眉睫。聚集与提升“查海遗址”文化品牌,对于延伸中华民族文明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中国聚落考古“三山一水”初步比较

在公认“中华文明多源论”的前提下,“三山”（华山、龙山与红山）被不同考古学家视为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作为仰韶文化（华山）中的佼佼者,距今6000～5000年前的西安杨官寨遗址虽然目前还未全部发掘完毕,但从各方面看,包括其地出土陶祖,足以确证其即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而与其同时的红山辽西牛河梁遗址体现的则是落后于西安杨官寨遗址的女权文化。郭大顺教授的“主要实证”及“一人独尊”说等均难成立。至于龙山文化虽然出场时浓妆惊艳,但是毕竟珊珊来迟,不足以构成对西安杨官寨遗址作为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挑战。综合比较“三山”。显然西安杨官寨遗址堪作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     

从红山文化的最新发现看中国文明的起源

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之一,距今大约五六千年。红山文化早在1935年就发现了,但发现后发掘工作并无多大的进展,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方有变化,紧接着又发现了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址,建平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才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和对中国文踢起源的探讨推向高潮。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现今史学家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     

中华民族“凝聚力”考古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其不断裂的表现，是这一文明的祖先还是中华大地上“百万年人类史”与“一万年文化史”的缔造者。“中华文明史”的实质是中国的国家历史。以考古学、历史学、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族群，得出几乎一致的科学结论，它们有着基本共同或相近的“遗传基因”、共同的“祖源”。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不论是什么时代(王朝),也不论是中华大地什么地方的族群或人群管理中华国家，都坚持“中”与“中和”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从“三皇五帝”到历代中华不同族群建立的不同王朝，都维系着“中华统绪”,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大地的多民族共同体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及其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回顾古代世界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与中华文明“四大文明”,加之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除中华文明之外，至迟在公元6世纪或“大航海时代”之后，其他文明均已“断裂”,而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之所以这样，乃是源于中华文明一代又一代传承着从“家国一体”到“家国同构”至“国家认同”的“中”与“中和”这一“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文学人类学笔谈(三则)——文学人类学之我见

人类学正成为当今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于 1 997年1 1月在厦门召开了首届讨论会。与会者们的热烈发言和相关著作表达了用崭新的现代性的理论和方法诠释传统文化、审视文学艺术 ,进而与世界对话、接轨的信念。这种来自人类学的视野和成果 ,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文化 ,参与世界多元化文化的发展很有益处。正如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所说 :“我们既不能凝固于‘中心’、凝固于‘本质’、凝固于‘结构’,也不能凝固于文化绝对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学人类学的目标是通过文学与人类学的融通来达成文化的多元和生活的多样 ,从而解除人类精神和物质的痛苦。这种融通或结合对 2 1世纪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 ,我们郑重推荐三篇讨论文学人类学的短文 ,以期读者、学者增进对文学人类学的了解、关心和扶持、推动 ,使中国的文学人类学迎着新世纪的曙光走向辉煌。     

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试论牛河梁东山嘴红山文化的归属——中国古代文明探源之一

一在我国辽阔的大地上,近年来相继发现和发掘了一些重要的远古文化遗址。这不只限于堪称文明或文化摇篮的黄河流域,不仅限于中原沃野,即使在江南水乡,在遥远的青海高原,在大漠以北,都不断有所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在远离黄河流域、远离中原地区的辽西牛河梁、东山嘴,发掘出一系列的距今五千年以前的红山文化遗存,其中主要有女神     

“学海”与“商海”

盛夏暑热,无心读书,到一位老教授家串门。进屋后发现写字台中央摊着文稿,旁边散着几份学术刊物,看样子他人正忙。不便打扰,即欲告退。老教授却执意要我坐下喝杯“龙井”,陪他休息会儿,我只得从命。老教授从学生的毕业论文说起,谈到社会上的“下海”风。他对目下的全民经商特别是学人“下海”很不以为然。认为“商家在‘商海’弄潮,学人在‘学海’苦读,原是社会分工;车走车道,马走马道,文明进步的社会是有序的社会。一哄而起,一哄而上,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末了他还说:“别人‘下海’或是‘上岸’那是人家的自由,咱管不了,不过,我这辈子是下不了‘商海’也不准备去下那个‘海’了。”     

缅怀四老,深入开展北方民族文化研究

赤峰地区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村”、“龙”、“玉器”、“铜器”和“字”;这里也出现了中华 50 0 0千年文明曙光 ;这里是商族人的老家、是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苏秉琦等四位先生对包括赤峰地区在内的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曾做过多次指导性的发言 ,为这方面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等于“属种关系”

现在许多哲学教材在论证“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的观点时,的确有赵文引用的这样一些论述:“绝对真理就象一条无穷无尽的长河,相对真理就象这条无尽长河中的水珠,所有水珠加起来就是这条长河,所有的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也有‘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一个是‘颗粒’,一个是‘综合’”.但是这些论述是否象赵文所认为的那样是“违反形式逻辑的”即“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看作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这实质上是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间的同一关系看作是属种关系”呢?我看不是.     

陈独秀教育思想论析

陈独秀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象，也是对中国教育近代化曾有过重大影响的教育家。本文从“反对尊孔读经的旧教育，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教育”、“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新教育观”、“从‘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到‘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以及“强调‘教育与社会密接’，‘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等四个方面，对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说与分析。     

西周的公社是农村公社,还是家长制家庭公社?——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社问题若干论述的体会

许多学者都承认西周曾经存在过公社,至于是什么性质的公社,则众说不一,有的曰“农村公社”,有的甚或更具体地指为印度的村社和日尔曼人中的“马尔克”。然而,仔细研究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论列的农村公社的主要特征,便会发现,它与中国西周公社的情况完全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这同按血缘宗法关系组织在一起的西周公社毫无共同之处。     

论“象”在文化理论中的意义

我曾在《“象”——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一文中,提出作为中国式“理想型式”的“象”所具有的种种特点,并且粗略地勾勒了这些特点对中国文化各领域的深刻影响,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该文有一处伏笔:“当然,中西不同的‘理想型式’各有其优缺点,西方理想型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有其他的哲学含义”。在本文中,我拟就问题的第二方面,开掘一下“象”这种中国式思维方式的科学意义和积极作用。     

“国学”课走入新课堂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在沈阳市皇姑区宁山路小学的课堂上传出这些朗朗上口的古言古句,让人觉得格外别致新鲜。原来,这是同学们正在上一节特殊的课——国学课!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璀璨文化的文明古国,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通融与耦合：中国梦战略与生态文明理念关系探微

“中国梦”战略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发端于飞速发展风起云涌的社会实践之中。“中国梦”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其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体系。生态文明是继人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种新型文明形态。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梦”和生态文明发现,二者是内在通融、彼此耦合的：中国梦这一“社会工程”的实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战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国梦战略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而生态文明本身亦是中国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二者互涵互动、相得益彰。探讨此二者的内在联系,将起到深化“中国梦”研究和深化生态文明研究的双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