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西维度长期受到推崇,古今维度则有所偏废。新时期以来,林毓生、李泽厚、陈平原等海内外学人明确倡导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这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以百年来现代中国各体文学创作而言,小说和散文在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高,而新诗因与古典诗词时相对抗而成就有所不足,话剧因与中国戏曲传统断裂而尚未真正地民族化。现代中国小说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或言志传统以及中国文言小说或文人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至第二个三十年转而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载道传统和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在回归言志传统的前提下,小说文体创化愈益复杂。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90年代以后则集中出现了转向明清文人世情写实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倾向,由此成就了贾平凹的沉郁型、莫言的狂放型、刘震云的拧巴型、王安忆的分析型等四种闲聊体叙事形态。现代中国白话散文在第一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言志派"古文"传统的转化,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偏重于对中国古代载道派"辞赋"传统的吸纳,到了第三个三十年里出现了多元趋势:除了言志派美文和言志派杂文相继复兴之外,又涌现了言志派辞赋体"大散文"新形态。中国新诗在第一个三十年里主要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而在第二个三十年里转向了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载道传统、格律体传统和通俗民间传统的转化,及至第三个三十年里,中国新诗主潮又重新返回了言志传统、自由体传统和高雅文人传统,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大诗潮其实貌离神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观及其当代意义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而和谐社会观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观主要体现在儒家、道家、墨家等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中。他们的和谐社会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吴昌硕花鸟画构图的创新性研究

吴昌硕是近代中国画的一代宗师,是中国诗、书、画、印完美结合的最杰出而又全能的代表画家。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型,在花鸟画的构图方面借古开今,取洋而化,为中国画表现语言的丰富与完备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论毛泽东和谐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和谐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历史传统相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特性的思想成果.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合时代诠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表现与再现——中国传统美学特质之我见

中国传统美学是再现论的美学,还是表现论的美学,这个问题在前几年的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热潮中,得到了很热烈的讨论。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西方传统美学和艺术偏重于再现、摹仿、写实,而中国传统美学则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然而叶朗在其《中国美学史大纲》一书里,却针对此种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引用了大量的典籍,来证明中国传统美学是非常注重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再现的。在这里,我们不想详细地评价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的是与非,我们只是想指出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表现与再现的认识,必须基于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的民族特质的把握,如果没有这种把握,而单纯地用西方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来看待中国传统美学,把它与西方古典美学作     

悟妙与审美--中国传统美学中心范畴的选择与发展

"妙"和"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两个重要范畴,两者之中"妙"高于"美","妙"超越了"美","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心范畴,中国传统美学的许多主要范畴都与它相关.悟妙是中国传统美学主要的精神活动和最高的精神境界,是自然、人生与艺术的相通点,它是我国古代思想家、艺术家在道家思想基础上融合儒家、佛家思想而逐渐形成的,它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特征.     

中国恩情文化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群体本位的价值观,而这个集体价值的核心是恩情观念,所谓仁、爱、忠、孝、义等道德规范都建立在恩情观念的基础上。因此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恩情文化。恩情观念不同于爱,是爱的权力化。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施恩者具有对被施恩者的支配权力,被施恩者就失去了主体性,只能以附属于施恩者来报恩。于是所谓的集体理性的内涵就是家族、国家对个体施恩,而个体牺牲自我报恩。这一奴隶的道德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其消极影响至今不绝。     

古今对接与中外契合——近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与努力

近代和谐社会思想与实践开启了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近代化过程,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和谐文化的对接和契合,在中国和谐社会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近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与努力,就是近代国人对中国传统和谐文化进行近代诠释的过程,而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     

“为艺术”的文学观及其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传统是可分为隐传统和显传统两个部分的,隐传统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心理无法改变,并一直在非自觉中制约着我们和我们的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发展,而显传统是可以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所反的传统只是显传统,而在深层上是受着隐传统的制约并导致了“为艺术”的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墨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评《墨家思想新探》

墨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墨学和儒学在战国时代并称为显学,墨学也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孟、庄、荀、韩都批判墨家,但是儒、道、法诸家也都重视墨家思想,莫不受到墨家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了墨家思想是不可想像的。我们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是儒、道、释,而不认为墨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什么作用,这是一种误解。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真相,还是在对传统的反思中从事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墨学都能够提供思想的资源和动力。墨家虽在汉、魏时期为统治阶级所不喜好,为儒…     

吴昌硕绘画艺术思想初探

本文论述了吴昌硕的绘画艺术思想，对吴昌硕所崇尚的古意、古趣的内容、实质，以及他所倡导的画气说和诗、书画印统一说等命题作了阐述，指出了吴昌硕的绘画思想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无名氏的文学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无名氏早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作品,其创作中的超人毅力和强大的自律精神深受尼采及其"超人"哲学的影响,《无名书》中哲理性的语言及关于音乐、绘画等现代派议论的描写,显示出无名氏对西方文化的多方面借鉴。     

明吴门画派园林庭院山水画的人文生态艺术美——对中国大美术观的哲学思考

明吴门画派画家以园林庭院山水画建构理想心斋,守护理想人格心性的人文生态艺术美,剖析吴门画派文人画家追求守护的人格美、艺术美与创生人文艺术美理想境界的生态美,对中国大美术观深入哲学式思考。     

论当前高校中国画教学的尴尬与应对

中国画是体现中国传统精神的重要艺术形式,也是美术类院系的重要课程,而当下过于强调技法传授,造成了中国画教学的观念滞后。分析了造成当前高校中国画教学尴尬局面的原因,比较了传统中国画教育与现代中国画教育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的投入与培养;有计划地理顺管理制度;树立学生正确的艺术价值观、责任感;建立传承与革新的合理教学体系;明确中国画创作与教学的学术重要性;营造良好的艺术教育氛围等解决当前高校中国画教学尴尬局面的重要措施。     

“千古奇丐”武训与西方“教圣”裴斯泰洛齐

武训“兴学于未废科举之时”,实属近代教育之先驱。他兴义学的实质是让学校的大门向城乡社会低层子弟开放,其对兴义学事业的执着的原动力来自于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化精神;裴斯泰洛齐是略早于武训的“近代教育理论和近代义务初等教育的奠基之父”,其终生献身于平民教育的无私精神源于自幼受新教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对人类的虔诚的爱。裴斯泰洛齐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的事业有着较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武训毕竟不能超越时代而不受其文盲农民的主观条件和清末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然而,恰恰因为这一点,更衬托出武训的高大,展现出他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勇敢、耐劳、刻苦的精神。     

材料语言在当代中国画实验中的拓展

21世纪的今天,绘画艺术多元化的背景带动了材料语言在当代中国画实验中的拓展,画家力求在中国画语言系统中更加深入地寻找资源,以丰富的手段推进中国画的发展.开放的社会形态和多元的文化语境,更应该使我们在完全开放的文化心态中去认知与开拓传统文化.画家要在不断研究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调整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对传统重新诠释和再创造.     

传统艺术精神的阐释者:邓以蛰艺术美学思想的现代构架

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基础上,邓以蛰汲取西方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以审美自主主义为出发点,建构了极具特色的书画美学体系,并对中国的戏剧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从而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转换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尝试。     

傅斯年与吴晗

傅斯年(1896 -1950)与吴晗(1909 -1969)两人的交谊史,启始于学术相知,终结于政治相异。透过描摹两人的情谊历程,可以为傅斯年这位一代学人的人际关系提供个案的观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游往来加添一个历史的注脚;傅、吴之间从情生义结到谊断恩绝的历程,亦或可以个案样态显示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及其言说努力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导源于以西方的逻辑范畴来衡量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流行做法,由此所得之"中国哲学",名虽在而"神"已失。在今天的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国哲学得以"发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古代的话语须具有可传达性、可公度性。吴光明"身体思维"的确立以及故事式表达的推出,使中国哲学原话语的可传达性、可理解性成为可能,对于形成中国哲学自身独特的现代话语系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吴宓的古体诗写作

研读新版《吴宓诗集》,结合吴宓的文化立场与诗歌见解进行考察,可以见出,吴宓的古体诗写作系近代诗界革新的继续努力,是他“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的自觉践履,也代表了20世纪白话诗以外的另一创作方向,文学史与诗歌史研究均不应回避。吴宓诗作表现了他在抒写感情方面的现代特征,及贯穿其中的文化理想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