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中朝文学关系研究概评

朝鲜—韩国与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与文学交流的历史,中国文学持续不断地输入朝鲜并影响到朝鲜文学,对朝鲜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大作用,也为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近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年间,我国的中朝文学比较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韦旭升、金柄珉、金宽雄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阶级还是民族——对1930年代两种文艺类型的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和左翼大众文学这两种文艺类型是1930年代国共两党不同的文艺政策的产物,他们分别诉诸文学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但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又不免存在相互涵盖的因素,这与30年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民族危机形势有关,同时也是检验双方各自理论阐释的难题。民族主义文艺诉诸民族主义的背后难掩阶级对立的事实,而左翼文艺坚持阶级的立场,却难免否定了民族情感的正当性。在创作上,双方也共享了新兴文学的某些共同性。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 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 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 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 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擅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 折射。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多民族文学史观构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一个"新语码",它不但可以为学界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还可以让以往的"老问题"经过概念转换而被重新纳入"全球化"语境中。各民族文学和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但既有的文学史基本上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及价值。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应正确认识中国文学和各民族文学之间"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努力培养自身的多民族视域,进而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培育有生力量。     

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发展而成的新兴学科,其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地位。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有关双方文学与文化系统的研究,影响关系研究和平行研究是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     

从文学变异学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等值研究

翻译“等值”或等效问题是译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分别从语言学角度和文化视角对此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比较文学变异学将翻译中的变异作为研究支点,“跨语际变异研究”成为译学研究的新范式,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探究并揭示文学变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对翻译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异化、归化的优势看文学翻译

鉴于中国翻译界对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方法所发生的论争,文章从多种角度分析了异化、归化各自具有的优势,旨在说明文学翻译中应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取长补短,相互为用,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及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翻译作品。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西夏文学内涵及价值探论

北宋与西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西夏文学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与历史镜像,不仅是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意识不断强化的必然产物,有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及文学价值。对西夏文学的研究,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本立场,以多民族文学互动交融为研究视角,深入发掘西夏文学与主流文学的交融方式,从而为揭示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与互融模式提供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