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财产边界与近代中国司法的性质

传统中国司法重在维护“差序格局”的社会秩序 ,当事人的财产诉求就自然地要退居次要的地位 ,这一特点在近代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个人不是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而存在 ,即使是地方司法官判决诉讼当事人一方得到了他应得的财产 ,那也只能称为他得到了其“既得利益”。伦理本位的关系格局、习俗调控的权力体系 ,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构造 ,它是家族本位的财产法秩序的基础 ,进而决定了近代中国司法在当时的历史空间中只能扮演行政性工具这样的角色 ,其本质在于维护伦理化的政治秩序 ,而不重私人财产的保护。     

论费孝通乡土交往伦理

费孝通考察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分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结构,认为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乡土交往伦理,主要包括血缘决定的家族伦理、地缘本位的熟人信任和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等三个方面。血缘决定亲缘关系、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人际交往关系;地缘本位决定了乡土人际交往和熟人信任的交往范围与原则;与团体格局相对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体现了中国乡土独有的公德与私德以及自我主义特性。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试论乡土中国的自我概念及其流变

东西方自我概念最大的理论分野在于各自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不同导致的差异。乡土中国社会结构最大的特征是“差序格局”性,自我概念就是在“差序格局”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差序格局”中的自我概念在结构层次上是个体层次意义上的“公开的我”、“私下的我”与社会层次意义上的“公己”、“私己”的逻辑统一,“伦理本位”、“情境中心”与“关系本位”则分别从时间、空间以及社会维度上奠定了自我概念的本体论基础,乡土性、内向性、两面性以及真诚性则是乡土中国自我概念最大的特征之所在。在当前现代化语境下,乡土中国的自我概念发生了流变,呈现出个己化以及理性化倾向。     

族权、“伦常”道德与近代乡村的社会结合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传统中国汉文化区乡村社会,老一辈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曾给出一系列经典概括,如村民重视祖荫、＂差序＂的社会结合模式,以及以伦理为本位的村庄道德秩序。文章试图进一步揭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差序＂的社会结合理想模式下更多丰富而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本文所呈现的是除文化机制和权力机制之外,＂差序＂社会结合的内部动态关系,如纵向的分家与继替、横向的＂类＂与＂推＂,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主要是依靠以＂伦常＂为核心的道德机制造就的＂势＂来实现的。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体制的人格基础

个体本位人格的法律具有两个特征：权利本位(私法)和形式主义，它们使法律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个体本位人格的道德表现为信念道德和责任道德，而二者进一步演变为宗教和法律，导致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悬置”。社群本位人格的道德具有两个特征：义务本位和实质主义，它们使道德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社群本位人格的权利和主体意识不明确，使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交互主体人格在自我和他人、理性和情感、权利和义务、形式和实质上既是二分的又是统一的。因此，交互主体将使“法治”和“德治”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有机结合。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陈泽环教授著《道德结构与伦理学——当代实践哲学的思考》出版

本书的旨趣在于就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合理地组织道德生活,以及相应地发展何种伦理学类型的问题,提出一种建设性的构想：对于社会道德状况的考察,必须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关系,区分社会制度伦理和个人德性伦理两个重大维度。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进一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同时强化公民个人的义务意识。     

传统乡规民约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现代转换价值

传统乡规民约在历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劝善性”乡规民约倡导乡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在乡村社会通过行教化而益善行、厚风俗、锻造伦理美德;“惩戒性”乡规民约对存在于乡民社会的赌害、盗匪、斗殴、有伤人伦风俗、破坏环境生态的行为进行“罚处”,通过惩戒实现乡村社会良好秩序之维持。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以教化民、以礼成俗;调解息讼、维护稳定;弥补国家法不足。我们在挖掘传统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价值、促成其现代价值转换时,应当克服传统乡规民约漠视乡民主体权利的倾向,充分保障乡民人权;应当克服乡民诉讼意识窒息的倾向,注重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在充分发挥其处理“民间细故”的裨助作用而弥补国家法不足的同时,不能越过国家法的“红线”。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探析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树典型活动主要源于大一统传统、道德教化传统、义务价值观传统和旌表传统。大一统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质,树典型活动源于大一统的需要;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道德教化传递着德治思维模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树典型活动是道德教化传统的延续;义务价值观形成于家庭本位的价值思想,规避权利而强调义务,是臣民价值观,当代中国树典型活动改造了义务价值观的传统,在重视义务的同时,对权利也更为重视;旌表制度是树典型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化表达,通过对道德典型的彰显与标榜,达到倡导封建礼教,美化风俗,教化民众之目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延续了旌表制度这一传统,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充分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传统。     

传统“家本位”思想及其延伸的现代启示

“家本位”思想及其延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家本位思想的延伸体家族是血缘群体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族文化有其团体的局限性、狭隘性和传统社会的宗法性 ,与其他群体可能发生冲突。主流文化多年来对其持恶意态度 ,今天 ,重新审视“家本位”思想及其延伸 ,分析它在增强民族国家凝聚力、建设社会伦理及其了解华人交往规范及家族企业成长方面的积极作用 ,对现代化建设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作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差序格局"概括了这种社会结构的三个特征,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和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在变迁了的中国当代社会,差序格局得以延续,但其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外,姻亲、拟血缘关系、地缘和业缘关系得到开发.感情、利益与伦理一起,构成了现实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差序格局"先于个人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个人的行为,而行动中的个人又造就了新的"差序格局".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政企合作及其社会基础——以湖南省B县黄金茶产业开发为例

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开发乡村产业极其依赖政企合作。利用乡村本土资源，以政府的权力、项目或组织资源为杠杆，引导企业投入研发、生产和销售资源，是当前开发乡村产业的主流模式之一。政企负责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为政企合作开发乡村产业提供了成功的社会基础。以湖南省B县黄金茶产业开发为例，研究发现，政企合作深嵌于非正式关系中，应依靠非正式关系选择合作对象和确定合作内容；政企合作存在差序格局，依靠非正式关系形成的“差序”网络结构可解决合作障碍；政企合作受伦理原则支配，“家国情怀”伦理原则支持的非正式关系将提升政企合作境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既要在产业政策上给予扶持，又要理顺政企合作的社会基础，充分利用政企负责人的社会资源，激发乡村产业开发的内生动力。     

对权利本位的修正——兼论对义务的认同

从权利本位的内容、特点以及逻辑论证来看,权利本位存在着缺陷:操作性差、不能用实证证明以及用外在观点看义务。因此,应该把权利本位修正为“通过义务认同的权利实现”比较合理适当。     

论权利的伦理意蕴

过去的伦理学主要是义务伦理学,而社会伦理学可以看做是权利伦理学.在权利伦理这里强调权利优先于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前提.对于权利与正义何者优先的问题,应当具体考察,从社会伦理角度看权利优先于正义,而从普世伦理角度分析,普遍的正义优先于权利,这也是普世伦理理论建构的价值要求.     

差序格局：从身份到理性——以广西大瑶山下古陈村坳瑶人的婚姻为例

以瑶族的婚姻为例,“差序格局”具有从“身份主导”向“理性意识”过渡的时代特点。作者预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交往的差序,将会再度重返身份等级主导的血缘、伦理格局。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大数据时代信息伦理的挑战与反思——以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为视角

大数据时代带来信息共享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伦理的失范与无序。权利自启蒙运动以来成为现代伦理体系的基础,亦是建构信息伦理的基石,解决当下信息伦理问题亟须建构规范信息社会的权利秩序。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权利观对于个人权利的理解均有偏差,脱离了社会关系抑或是社会和个人的联系是无法保证个人权利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从“现实的人”出发,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自由发展的结合,强调在厘清权利和义务辩证关系的前提下,以内容和形式上的某种不平等保障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从而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在社会差异性逐渐扩大的大数据时代,从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出发建构信息伦理既要实现社会发展对个人发展的保障,又要实现个人发展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从而解决社会效益和个人权益之间的矛盾,形成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统一协调的和谐状态。     

从“边界冲突”到“关系自觉”—论费孝通如何用“场”修正“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原本是费孝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工具,也是分析中国人“群己之别”、“圈层意识”的“私”道德的功能概念,更蕴含着人际关系紧张、秩序隐患和边界冲突等负面影响。利用“场”的扩散、交叉性和非边界、融合等特性,来补充“差序格局”,既是费孝通晚年对差序格局内在“推己及人”达成“和”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反思,也是对消除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隔阂,实现关系自觉的实践关怀。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差序”和“场”二重性,行动者“差序”和“边际”的双重人格,构成中国人际关系交往的实践逻辑,也是费孝通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理论启示。推动费孝通借助“场”来补充和修正“差序格局”的文化意义和研究范畴,仍需进一步开掘。     

差序格局、礼与社会人格 ———再读《乡土中国》

每一类型的社会都有一整套塑造自身的社会团结与理想人格的体系,那么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什么呢？差序格局可以说是民国一代的学者反思乡土社会的秩序的重要概念之一。费孝通先生试图以“差序格局”来说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如何组织和再生产社会关系;可以说,这个概念成为所谓的“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的基石和范式。文章以重新考察差序格局与“伦”的内在紧张为出发点,反思差序格局解释乡土社会的秩序的得与失,并简要讨论了差序格局的后续研究的一些偏差。文中重新回溯了“礼”的本义,阐释了“礼”如何塑造了社会关系的伦理化和人的社会人格,以试图进一步理解礼对社会秩序的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