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

“五四”文学在审美心理上属于那种开放本真、青春感念、情感中心、冲动炽烈、悲观抑郁的文学类型。“五四”文学审美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和它在审美心理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五四”文学以感性为本位，“意在表现我自己”，“五四”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守成型决定了文学的守成型，而“五四”则相反在审美形式上是颠覆型的，几乎中国旧文学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一直深人到文学的总根基处——语言。颠覆中国传统中已有的一切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式的“五四”新时代，是“五四”…     

含混性和现实性:五四新文学人文价值观透析

以个性主义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价值理念充满着家族性的含混特质和现实关怀。在世界现代哲学思想转向的过程中,五四新文学展示并凸显出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混合和互换,使中国现代文学“人的解放”远未获得审美/本体的价值意义。人的解放在五四是一个实践过程,在左翼革命文学当中亦如此,时至今日,仍处于一个现在进行时态之中。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发端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适应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要求的产物。在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于是就形成各种文学思潮的流变: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反思。“五四”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滥觞阶段,形成了三种倾向: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反思、超越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这三种文学潮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端,也影响了“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     

历史描述和逻辑构建——评《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

“审美主义”这一概念蕴含着历史和现实、文学与美学、东西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对这一思想进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探究显然包含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冒险,尤其对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进行辩证理性和历史理性相交融的阐发,更是一件穿越思想丛林和行走文学田野的艰苦跋涉。令人欣慰的是,叶世祥在经历十余年的艰辛思考和写作之后。所呈现这本《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的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方面展示着对中国20世纪审美主义思想的客观辩证的历史描述,清理其内在和外在的历史动因,为深入的观念分析和逻辑综合奠定感性基础。另一方面,对20世纪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想予以历史理性和辩证理性相得益彰的逻辑综合．从而使这一重要的美学论题获得历史与现实相互依存的凸现。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东方杂志》与现代唯美主义文艺思潮

《东方杂志》自1920年代初与唯美主义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直到1940年代末终刊,一直推动着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发展,其对王尔德、邓南遮、梭罗古勃、谷崎润一郎等唯美作家的作品译介成就显著。《东方杂志》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关注和译介,带动了国内对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等理论的探讨,对五四以后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学创作起了积极的传播作用。     

两种审美主义变体及其互渗特征

审美主义是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不可或缺的一副颜面,其双重源头即日常式审美主义和思辨式审美主义。周作人和宗白华两人可以分别视为两种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中国审美主义带着中国语境的深深印记,实际上呈现为两种变体——精英审美主义和市民审美主义。这两种审美主义变体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而存在独特的互渗性关联,构成了中国现代审美主义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     

纯粹论还是工具论：探因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

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徘徊于纯粹论与工具论之间，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对文艺纯粹论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入的了解，更由于中国文学史没有文学自主的现实经验，使得他面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论说时，会觉得非常有道理，回到中国的现实时，又会觉得文学工具论更合时宜；其次，艺术家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第三，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实用主义考虑。     

左翼文学思潮和世界华文文学

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台港、海外的左翼华文文学思潮分别发生于殖民统治、国民党统治、资本主义制度、民族主义国家等各种境遇中,以其丰富多样的形态,构成了台港、海外华文文学传统的重要方面。台港、海外左翼华文文学始终以在野的处境、边缘的地位、民间的生存方式保留、发展了左翼文学的现实批判立场,并在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中避免了政治性预设价值的根本性宰制,其历史经验拓展和加深了人们对作为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理论核心的左翼现实主义的认识。     

论成仿吾的文学批评

成仿吾曾被称为"抡板斧"的文学批评家,其激情贯注的批评文字,带有鲜明的"左"的倾向,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宗派色彩。一方面是他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使然,另一方面又与他直率坦诚的性格气质息息相关。在文学本体论上,他认同"表现说",带有唯美主义倾向;但在文学价值论上,他又力倡文学活动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在理论提倡上,他推崇批评的同情与公正,但在批评实践中又不时流露出宗派情绪,表现出思想的丰富与驳杂。而逆向思维与辩驳式的鉴赏习惯又使他的文学批评不同凡响,其色彩鲜明的批评文体与激情澎湃的人格魅力相得益彰地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     

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

冲淡美不但被我国传统美学所青睐,更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周作人的散文,通过对平实而广泛的内容的叙写和自然平易手法的运用,达到了一种超然于艳冶禾农丽之外的散文胜境———冲淡之美。他的这类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生态危机语境中的生态文学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和日益低靡的文学环境,生态文学已成为必然。而中西方文学共同的启蒙载体——神话无疑成为这一思潮的原动力。本文从中西神话,生态危机、及生态文学的源起和现状等方面对这一思潮进行论述。     

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浪》中的现代主义特色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现代杰出的女作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创作了大量的意识流小说,其中《海浪》是重要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唯美主义特征、心理展示及反传统意象的运用,对作品的现代主义特色进行了完美的展示。     

邵洵美的出版活动及特征

邵洵美是民国时期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出版家.他的出版活动十分频繁,办过金屋书店、新月书店、时代图书公司、时代印刷厂,编辑出版过十余种杂志.他从事出版,主要出于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和痴迷,而不以赚钱营利为目的,这使他的出版活动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宣扬唯美主义、充满批判精神和幽默色彩、重视编者和读者的互动.     

论《小说月报》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1921年《小说月报》的改革,不但反映了一份杂志在新旧共存、文白互争的民初的最后命运,而且,作为民初文学的一个典型个案,它也反映了整个民初文学融入新文学的途径:那就是革命式的改革。这一革命式的改革发生的直接根源就在于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包括整个民初文学,虽然一直在做着种种新变的努力,但是,它们并没有以理性的自主的追求建立起足以构成新文学因素的现代性。以传达的基本精神、使用的文体以及与世界文学潮流的关系为基本衡量尺度的考察表明,改革前的《小说月报》仍然属于旧文学的范畴,它只能通过革命式的改革而融入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