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中的道士形象与蒲松龄的游仙思想

道士是《聊斋》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往来于仙道与人世,既沾着神道的灵光,又隐身茫茫人海。文章试就《聊斋》中出世的自度型与游戏人间的入世型道士探讨蒲松龄的游仙思想。蒲松龄对飞升的想往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把道教作为精神上的归依。然而就人生态度而言,蒲松龄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强调干预现实生活,积极营造生活的和谐。     

《聊斋志异》中的文商现象及其文化意蕴

蒲松龄在其名著《聊斋志异》中揭示了大量的文人经商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它是明清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文人积极从事商业活动等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反映了明清思想界对商品经济的肯定和重商的社会思潮，并且折射出蒲松龄进步的义利观。     

反弹琵琶--蒲松龄对人与异类之恋的哲学思考

在<聊斋>中,蒲松龄花了很多笔墨书写人与异类之恋,其中蕴涵着作家的哲学思考.人可以娶狐妖,涵摄兽类的雌性,但不能嫁给狐妖,进入异类的世界与体制,这种差异反映了蒲松龄在异类掩映下的性别歧视,流露出他自悲、自怜、自悼的情感倾向,当然也体现了他对爱情婚姻的深层体悟.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痴”与“狂”

《聊斋志异》里塑造了大量的痴狂人物。痴,有情痴、性痴、物痴。蒲松龄写痴的同时,还写了许多狂生。这是作者对人性的自由、真挚的颂扬。     

论聊斋俚曲《禳妒咒》中江城形象的塑造

《聊斋俚曲·禳妒咒》在塑造江城形象时,从内、外两方面深入揭示了江城“悍妇”性格的成因,体现了蒲松龄对“悍妇”社会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从冥游、梦幻、放生看《聊斋志异》中发迹变泰

发迹变泰故事主要是“以主人公人生境遇由穷到达、社会地位由低到高的转变过程为叙述中心”。蒲松龄从冥游、梦幻、放生三种途径表达他发迹变泰的思想,即对财富的向往,对功名富贵的渴望,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看重与认同。蒲松龄对发迹变泰的认识是理性而深刻的,一方面他认同发迹是人生向上的转变,是一种鲜花着锦的人生态势,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变泰诱发人的恶向欲望,衍生种种的世态炎凉与丑恶行径,蒲松龄以他的如椽妙笔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精神财富。     

论蒲松龄的孤愤精神及表现特点

在文学中表现孤愤之情,一直是我国进步文学家抒写人生和社会不平的战斗传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抒写孤愤之情的杰作,蒲松龄的孤愤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他的孤愤精神主要是通过文言小说表现的;其二,他的孤愤之情又附丽于幽冥幻城之中、谈狐说鬼之事,具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评藤田桔贤教授的聊斋研究——“近五十年日本聊斋学研究”之四

藤田祐贤教授的聊斋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蒲松龄及其著述(主要是《聊斋志异》)的资料整理、甄别和研究,《聊斋志异》与民间文艺关系的研究,以及《聊斋志异》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并在以上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聊斋志异》与聊斋俚曲——兼论《仇大娘》与《翻魇殃》

蒲松龄在晚年创作了大量俚曲,其中有七部的题材与《聊斋志异》中的小说相同。他写作与小说同一题材俚曲的目的是用一种寓教于乐的文艺形式对村庸市媪进行教化,表现的主题都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充满了对整个社会和底层人民的关注。作家还特意选择了俚俗的语言进行创作,为后人改编《聊斋志异》奠定了家庭化、世俗化的基调。     

聊斋是怎样写出来的？

蒲松龄总考不上举人，跟他爱写小说有很大关系。蒲松龄是淄川人，淄川离齐国故都临淄数十里，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从古到今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淄川县东南有座小山，叫黉山，汉代大儒郑康成曾经在黉山上开过书院。黉山山后有个梓檀洞，鬼谷子曾经在梓植洞讲学，听讲者何人？有苏秦、张仪。苏秦、张仪下山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逐鹿中原就开始了。     

聊斋诗小讲八帖

蒲松龄是小说家,也是诗人。此文选取聊斋诗八首,小加讲析,以见其对读书生活、对朋辈亲友、对社会现实、对古代女性之情感;兼赏其模山范水、书情写怀、体人察物、手挥目送之艺境。     

奇妙的中国民间美术色彩语言

民间美术是中国文化中最不受外来文化干扰的部分。我国的民间美术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赋色体系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民间美术色彩通过自己动态结构的变化,来表现生命经验的形式,由情感、生命、运动组成色彩的意义,奇妙的色彩语言在民间美术中的运用更凸显艺术的文化本性。民间色彩本身的现代化色彩倾向,也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语言。     

蒲松龄辞赋考论

蒲松龄的辞赋作品共有25篇;其内容有铺写名胜古迹,抒写身世之感,刺世讽世劝世,单纯咏物,描写灾荒,描写日常生活情态六类,部分作品足以与赋史上最有名的篇章比肩;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题材、主题的开拓与创新,风格的多样性,具有明显的情节性、故事性因素,体式、语言的灵活运用四个方面;蒲松龄足以占据二流赋家的地位。     

康雍年间赋选赋学思想论

选本批评是赋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出于帝王的提倡,赋学表现出重视律体的倾向,同时由于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和对元明赋学的继承,又表现出以情力为主,古律兼综的赋论趋向,这在当时的赋选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     

汉唐俗赋浅说

生活是孕育文学的母亲。赋这种文体最初以俗文学形式产生于民间，后经文人发展，遂成汉之一代文学，然与此同时，赋又在极尽荣华之余又悄悄走向了民间。本文就俗赋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整个过程，着重探讨了俗赋在汉代和唐所呈现的不同特征及其内在传承关系。试图从俗赋在流变过程中所呈现之形态来括别俗赋与雅赋之不同，并进一步论述了汉唐俗赋在结构、体制、题材、艺术表现方法等方面所呈现的独特魅力对后代诸多文学样式的重要影响及意义。     

蒲松龄创作的人学路向

古往今来,文学家都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人学意识、人学觉醒和人学精神,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人"的问题的切实关注、深度理解和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把握和分析上面。无疑,明末清初的蒲松龄就以其不同凡响的文学手笔,创作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人学新气象。蒲松龄文学寄情志于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即源于一种对人学精神的坚执。蒲松龄通过描绘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对人世生活的向往,及其对人的真实人性和直率情感的刻画,达到了不是人更似人,即在主体人格上完全达到了人性鲜活的程度。     

《聊斋俚曲集》词语杂释

通过大量材料的列举分析,对蒲松龄《聊斋俚曲集》中＂撮＂、＂腔子＂、＂分头＂、＂圆成＂四个词语的确切含义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考释,对《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及其他著作就＂撮＂等词语解释的漏误和不当进行了补充及辨正。     

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汉赋“新篇”《神乌傅》

《神乌傅》于近年出土,赋作者旨在借神乌故事传达弃利避害、全身而存的人生教训与处世哲学。赋文多处征引与化用儒家经典,表现了明显的文人创作特征,因而是一篇文人故事赋,将其定性为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都是不妥的。《神乌傅》显示了说部的特征,作为一个珍贵实例,补充并明晰了古代文学中禽鸟寓言故事赋的发展脉络。     

论聊斋诗

康熙诗坛,王渔洋一度提倡宋诗,形成了＂宋诗热＂,从而发生了＂宗唐＂与＂宗宋＂的激烈论证。在这种背景下,聊斋诗受宋诗的影响更大,带有宋诗艺术色彩的＂真＂是蒲松龄的诗学思想。在宋诗的影响及诗学思想的指引下,聊斋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表现在写作手法上讲求＂以文为诗＂、善用典故;情感抒发上注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诠释了对＂真＂的审美追求;艺术风格立足于诗歌体裁与题材的不同,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这种艺术风貌与王渔洋所提出的＂神韵说＂截然不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