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分

<正> 《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史学界同志在探讨“隶臣妾”身分问题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古代的收奴制度问题。主张隶臣妾身分为“官奴婢”的同志认为,“将罪犯收为奴婢的制度,在秦以前早已有之,秦律只不过沿用了这种制度”;持隶臣妾为“刑徒”说的同志则认为,“在古代社会,有些刑徒可能是奴隶,但并不一定所有的刑徒皆为奴隶”,“隶臣妾仅仅是一种刑徒,他(她)们并不是官奴隶,也不相当于奴婢”;还有几位同志把秦律中的罪犯二元化,主张“隶臣妾”是奴隶,“城旦春”是服刑六年的“刑徒”。显然,这些同志一致认为秦代依然存在着收罪人为奴的制度,而且都以是否属     

浅议商代社会的奴隶——兼谈殉人和人牲的社会身份

<正> 商代是奴隶社会,但对于当时的奴隶这个阶层还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到底哪些人是奴隶,很有辨析的必要。下面结合殉人和人牲的社会身份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一、“众”和“众人”不是奴隶从7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对商代社会性质研究的深入,关于卜辞中“众”与“众人”的社会身份也出现了五六种说法,其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奴隶说”在古史研究中颇具影     

模糊语言学浅探

一、从“海水”与“河水”说开去关于伊索有这样一个传说:一次,主人萨安索斯在和别人的争论中声称,如果他输了,他将把海水全部喝干。结果他真的输了,对方便坚持要他履行诺言,他十分恐慌,便求救于聪明的奴隶伊索。伊索说:“你可以这样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把海水与河水分清了,我就把海水全部喝下去,但要保证海水里没有一点儿河水。’”萨安索斯按计行事,果然顺利地度过了难关。伊索巧妙地利用了事物之间的模糊现象,帮助主人从难境中解脱出来。这里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海水跟河水是不同的,但是却无法在海水与河     

神·半神半人·人——试论《故事新编》中英雄人物形象艺术风貌的历史演化

<正> 一在《补天》(一九二二年底)里,女娲依然是一尊神。我说“依然”,是说,远在上古神话里,女娲原本就是一尊神,《淮南子·览冥训》及《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汉朝应劭《风俗通》皆有记载。但是,由于记载的简略,女娲的功业尽管昭彰,而她的形象却实在是模糊的。假如我们把上古神话里的女娲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来欣赏,则不管我们怎样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怎样搜肠刮肚地启动我们的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去补充和再创造,而女娲,在我们的艺术欣赏的天地里,怎么也活跃不起来,鲜明不起来。因为上古神话原本就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条件和余地。     

从周代的奴隶法谈到孔子思想的阶级性

在奴隶占有制的社会里,作为生产工作者的奴隶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是奴隶主的财产,可以被奴隶主当成牲畜来任意买卖赠送和屠杀。奴隶主阶级靠着手里的国家机器对奴隶进行残酷的榨取和镇压。作为奴隶占有制的法律是奴隶主阶级意志的反映,因之奴隶法的主要特征就是在严格保护对奴隶的占有权来巩固奴隶所有制的社会秩序。在奴隶制的残酷压迫下,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是极尖     

评弗洛姆的价值观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埃里希·弗洛姆是位倍受欢迎的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一个原因是他的著述通俗易懂,简练深邃,文笔优美,从而为他赢得了广大读者。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批判的锋芒触及到了现代西方社会最敏感、最普遍的问题:人从自然的奴役下解脱出来,却又沦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人既不是奴隶,也不是机器,人应该成为人之所是,健全的社会应该符合人之所是,满足人之所是,凡与此相悖者皆应受到批判,凡与此相符者皆应受到赞扬;但由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组织方式与人的健康发展存在尖锐矛盾,人的现实之“是”与人的“应该”相去甚远。弗洛姆对这种状况的揭露和批判,以及他对其理想的阐述,自然而然得到人们的关注。     

人权意识举要

<正> 人权问题的由来 人权问题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平等自由一类说法,但不是现代意义上说的人权的含义。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在他的《对话集—法律篇》中说的法律的“公正”、“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他的《伦理学》中说的“法律视各人平等”、《政治学》中说的“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应当分配给同等权利”(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25、31、52页),在奴隶只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不作为人的奴隶社会,他们说的所谓“公正”、“幸福”、“平等”、“同等权利”只不过是奴隶主、自由民     

彻底废止肉刑,切实保障人身自由,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刑讯逼供、乱打乱杀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产物犯罪和刑罚这些法律术语,是个政治的历史的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生产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分裂为阶级时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统治阶级把危害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的行为定为“犯罪”,对犯罪者施以各种惩罚手段,即为“刑罚”。所谓“肉刑”,是指剥削者国家残害受审判者肉体的各种刑罚方法。与此相联系的“刑讯逼供”,就是对受审者的肉体施以酷刑而逼取口供的各种审讯方法。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广泛适用肉刑和死刑,并且明文规定在法律文件中。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不仅不算公民,而且不算是人,罗马法把奴隶看作一种物品”,“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我国在商、周奴隶制时代,就已形成了五种残酷的刑罚:墨刑(刺刻面额涂以墨色)、劓刑(割鼻)、剕刑(断足)、宫刑(男子割生殖器,女子幽禁宫中)、大辟(处死)。此外,还有剖腹、炮烙,活埋等酷刑。     

从奴婢农奴化和编户农民私人依附化谈起

<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关系有重大发展、演变,表现为奴婢的农奴化和编户农民的私人依附化。奴婢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存在很长时间。最初它是作为奴隶制残余、封建生产方式的补充而存在的。两汉时,奴隶制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主人对奴婢已不完全占有,可以买卖但不可以擅自屠杀。魏晋南朝时,奴隶已完全转化为各种形式的封建依附民:一种情况是通过政府的法令或主人的放免,改变奴婢的身份,诸如免奴为良(良即编户,编户中的农民是封建国家一般依附民)、免奴为兵(封建国家特殊依附民)和免奴为客(私人地主的封建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

关于历史是谁创造的问题今年来,学术界一些同志对在七十年代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天才论”的斗争中,所肯定的“奴隶们创造历史”说,提出了质疑,并由此对历史是谁创造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不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而是整个人类创造历史。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历史不是整个人类创造的,而是奴隶们即人民群众创造的。双方争论焦点在下面几个问题上:     

王莽与西汉的奴隶制残余

西汉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一方面,封建生产方式在迅速发展,另一面,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还严重存在。王莽作为西汉末期的一位地主阶级政治家,一度强烈地反对西汉的奴隶制度。他愤怒谴责奴隶制“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他严禁杀死奴婢,其中子王获杀死一奴,不仅严厉切责,而且立即令王获自杀抵罪;他极力主张限“奴婢、田宅、器械之品”;他严禁奴婢买卖,下令解放奴婢为“私属”。他曾经受到西汉末期广大吏民的拥戴。汉平     

从孔府办的“四氏学”看“有教无类”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两千多年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孔丘曾提出一个“有教无类”说。孔丘所说的“教”,本来是奴隶主对奴隶进行强制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无类”,则是讲不分氏族的差别。“有教无类”就是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可见“有教无类”并不是什么全民教育的口号。但是,历     

使自己成为珍珠

有一个自以为是全才的年轻人,毕业以后屡次碰壁,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是因为没有伯乐来赏识他这匹“千里马”,对社会非常失望。 痛苦绝望之下:他来到大海边,打算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正要自杀的时候,正好有一个老人路过那里,救了他。老人问他为什么要走绝路,他说自己得不到别人和社会的承认,没有人欣赏并且重用他…… 老人从脚下的沙滩上捡起一粒沙子,让年轻人看了看,然后随便地扔在地上、对年轻人说:“请你把我刚才扔在地上的那粒沙子捡起来。” “这根本不可能!”年轻人说。 老人没有说话。接着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也是随便地扔在了地上,然后对年轻人说:“你能不能把这颗珍珠捡起来呢?”     

富之源与社会主义理想——《哥达纲领批判》读后感

马克思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之后才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当     

精怪世界与梦文化

<正> 一在上古人类的眼中,世界是一个精怪的世界,而历史则是梦与现实的交错展开。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深深地导引着他们的所思所行,并且,在中国三代秦汉的史学传统和日后中国文学类别的兴起上,我们仍然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这种文化心理的明显影响。恩格斯早就指出,原始人因为对梦的不理解而产生了灵魂观念。他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     

对王季思先生“从宋词里接受有益的东西”一文的意见

读了今年第四期在“理论与实践”上发表的王季思先生“从宋词里接受有益的东西”一文,觉得其中有些问题可以讨论研究。王先生承认宋词中某些词存有不健康的因素;但论及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时,却不是指导读者怎么去批判它,相反,倒似乎是在为这种不健康因素作辩解。他说:“我们承认这些词里有不健康的因素,     

略论孔子“爱人”思想的人民性

<正> 孔子学说之所以影响深远,是与它的人民性思想因素有密切关系的。本文拟就此谈点看法。(一)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实质,按郭沫若的说法,“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见《十批判书》)就是说孔子发现并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作用,并力图提高社会主要劳动者——奴隶的社会地位。因为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不被当人看待,没有任何人格和社会地位,其创造历史的作用更是被完全抹杀了的。只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奴隶反抗的加剧,到了西周时期,有了夏、殷二代灭亡的教训,一些较开明的统治者,如文、武、周公等才隐约感到了奴隶们的力量,提出了“宽仁”、“德政”的主张,萌发了     

关于“奚”、“羌”的阶级地位

一般都认为奚、羌是奴隶。首先把奚解释为奴隶的是罗振玉,他在《贞松老人遗稿后丁戊稿》中释奚为用绳索捆绑罪人或奴隶。其后郭沫若进一步确定奚是奴隶,他说“奚”字字形是“所拘者跪地反剪两手之形,实非从女,然谓当以罪隶为本义,……此字足证奴隶之来源。”(《卜辞通纂考释》)此后,多数史学家采用此说。赵锡元不同意把奚视为奴隶,他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奚,全是被杀作人牲的,没有见到用于生产或服役的记载,所以他说:“殷代的奚,还没有下降为     

春秋时期的“皂隶牧圉”属于平民阶层说

<正> 春秋时期的皂隶牧圉,其阶级地位,目前流行的说法是称他们为奴隶或家内奴隶。其实,春秋时期文献中的皂隶牧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系指王室或公室即国家政权中“百官”属下的职事人员,相当于《周礼》序宫中的“府、史、胥、徒”,即所谓“庶人在官者”,应属于享有公民权利的平民阶层。而真正的奴隶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遍奴隶”——“野人”和王室或公室中的“家内奴隶”——“罪隶”、“四夷之隶”、“奚隶”、“胥靡”。下面,分三个问题来谈。     

中国古代公文的起源和发展

国家的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国家在实施管理过程中,必须通过各种媒介传达自己的意志。在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国家,主要是以书面文字——文书的形式传达自己的意志。这些文书就是古代的公文。我国《周易·系辞》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决。”这里所说的“书契”就是文字,“百官”就是国家机关官员。可见,公文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和国家是公文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