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之联绵词观考察

联绵词是汉语中独特的语言现象,《楚辞》含有大量的联绵词,通过分析王逸《楚辞章句》对联绵词的训释可以总结出王逸的联绵词观：联绵词是个整体,不可分释;同时,联绵词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从形式上讲,可以单用,也可重用,还可倒用。     

“区盖”小议

“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荀子·大略篇》)《荀子新注》(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释“区盖”说:“区:区别,指明确可信,即信之。盖:大概,指不明确可信,即疑之。”(见该书470页)案:“区盖”是联绵词。联绵词的意义是通过二字的音节来表达的,不可拆开来解释,这一性质又决定了联绵词的书写形式自由,只要音同或音近,一个联绵词可以有好几种写法。因此解释联绵词必须因声求义,拘泥于书写形式就会望文生训。“区盖”的另一书写形式是“丘盖”,《汉书·儒林王式传》:“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注:“苏林曰:丘盖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齐俗以不知为丘。”苏、如二说较接近原意。但是据上下文义,当解释为“存疑”为是。区,上古属溪母侯     

联绵词的一个重要来源——复辅音声母的分立

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结果表明,联绵词的来源主要有八种:动情的感叹,燠休、唸呎等等,声音的模拟,呢喃、布谷等等;声音的重叠,猩猩、夭夭(美盛貌,见《诗·桃夭》)等等;同义近义单音词的连用,展转、绸缪等等;单音词的衍音,一类衍音在前的,邂逅、螗蜩等等;一类衍音在后的,颓唐、瓠(卢瓜)等等;单音词的缓读,笔→不律、椎→终葵等等;外来词的音译,葡萄、茉莉等等;复辅音声母的分立。 一部分联绵词来自于上古汉语单音词复辅音声母的分立。这个理论可从汉藏系里汉语联绵词与其他语言中对应的同源词对比得到证明,也可从古译语和晋中“嵌1词”得到证明。 1 语音科学上的一个假说——远古汉语曾经存在过复辅音声母。这是19世纪英国学者伊特金斯(Edkings)首先提出来的,随后林语堂写了一篇《古有复辅音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他所著《谐声说》一文中,也提出了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问题,后来在《汉语词类》一书中进一     

试论古汉语中的“鸳鸯”是否是联绵词——兼论联绵词的一种鉴别方式

在现代汉语中“鸳鸯”是联绵词。通过对“鸳鸯”的历时考察,发现“鸳”、“鸯”能单用、分用,有重叠形式,“鸳鸯”有异序词,也和合成词一样。所以用现行的有关联绵词的语素识别方法一双向替换法不好判断它是否是联绵词。通过考察联绵词的来源,提出了新的判断方法,用两个公式区分联绵词与合成词,最终确定“鸳鸯”从古至今都是联绵词。     

联绵性:联绵词性质再认识——兼论四音格联绵词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联绵词为"双音节单纯词"的界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联绵词是语音构词,是在语音联绵的构词机制下产生的,联绵性更体现这类词的本质属性,其联绵性包括音、义、形三个方面,音的联绵性是主要的,义、形的联绵性附属于此。在这种语音机制下,不仅产生双音节联绵词,还产生了四音格联绵词。     

《诗经》联绵词语音研究

通过对《诗经》双声、叠韵、非双声叠韵联绵词音节语音特征组合方式考察,发现《诗经》联绵词双音形式组合遵循音节响度顺序原则,表现在声母、韵部主元音、韵尾三方面.某些声母组合方式,反映了这类辅音特殊的语音关系.     

试论上古汉语双音词和双音词组的区分标准

<正> 怎样区分上古汉语的双音词和双音词组,换句话说,一个双音节的语言片断,怎样认定它是词而不是词组,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五十年代初,王力先生曾在《词和仂语的界限》一文中指出:“必须承认,词和仂语(相当于词组——引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为此甚至一度考虑过取消仂语这个名称。其后语言学界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但始终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还主要说的是现代汉语,至于划定上古汉语的词和词组则更增加了两层困     

“吴戈”新解

《国殇》首句中的“吴戈”或作“吾科”,谁对谁错历来就众说纷纭,其实二者都未错,它们是不能分释的联绵词。     

从联绵词的构成音节的词素化倾向看汉字的作用

1:0 我们这里所说的联绵词,定义较为严格,只指现代语言学上能称之为双音节单纯词的那些词,如“狼狈不堪”的“狼狈”、“犹豫不决”的“犹豫”之类;所谓构成音节,是指构成联绵词的那两个音节,如构成“狼狈”的“狼”和“狈”,构成“犹豫”的“犹”和“豫”即是。2:1:0 按照传统的观点,联绵词是一个纯粹的声音组织,它是靠它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构     

殷墟花东甲骨上的圆孔与先秦文献中的上古占卜记录

《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有关上古占卜的历史资料的来源,一直是无人问津也无法深入探讨的问题。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上加工的小圆孔,是为便于甲骨的保存携带而特意加工出来的。这一现象为解决这些资料的来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记录是古代占卜过程中,对占、验之辞整理记录保存而来的。     

试说“方”的词义系统和词族系统

一、引言汉语里的词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百万计，而一个词又有很多义项，有些甚至有几十个义项。比如对“方”的解释，新《辞源》列在读fang音下面的义项有18个，新《辞海》列有25个，《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都列有36个，台湾《中文大辞典》列大的义项49个（含通假义义项），加上小义项总共60个。试想，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都认识的“方”，竟有这么多的解释和用法，那么，要掌握几千个常用词的用法该花多少气力！而有“方”参加组合的多音词就更多得惊人，如《汉语大词典》就收到了三百几十个（专有名词除外），并且大部分又不止…     

试论唐人小说中的联绵词

本文以《太平广记》中的唐人小说为材料,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联绵词的词汇概貌、词形、词义、用法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唐人小说中的联绵词总体上以继承为主;联绵词词形的发展变化逐渐趋于稳固;唐人小说中联绵词的词义发展出现两极分化;唐人小说中联绵词的用法趋于松散;语言的同化规则和人们的心理类推作用对联绵词形、音、义的发展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应重视探讨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     

《广雅疏证》的“同”

“同”是一个常用的训诂术语,前人对它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木文以《广雅疏证）作为突破口,考察统计了“同”在该书的使用分布情况,分析了它的含义,发现“同”除可能指同源词外,还可能指通假字、异体字、联绵词或名物词的不同书写形式等,理解时只能从字面意思切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试论上古汉语连动式中的连词问题

上古汉语连词用于连动式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从《尚书》到《左传》到《史记》,连词数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但连动式中连词的使用频率则经历了从少到多再到少的过程。连词在上古连动式有语法、语用和语义三个方面的功用,其使用频率的变化则存在连动式语法化等方面的原因。     

古音知识的应用

“古音”，音韵学上一般指上古音。在音韵学的应用中，上古音知识所占的分量比较重，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通假字的识别和同源词的推求。下面就谈谈这两个问题。一、通假字的识别通仅又叫通借，是指在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中，不用本字而借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在《经义述闻·通说下》中说：“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这就是说，除了无本字的…     

《说文广义》启发下的《说文》类聚分析

类聚分析,是现代语言学广泛运用的分析方法之一。但这一分析法早在《说文广义》中有所体现。类聚分析《说文》,以及如何类聚分析《说文》,这是《说文广义》馈赠给《说文》研究的又一方法论上的启示。基于《说文广义》这一启发,文章以《说文》中“词与意义说解”为切入点。从“训释种类”、“训释方式”、“补充和引用”、“联绵词训释”四个方面。对《说文》进行了类聚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揭示了运用这一分析法研究《说文》的现代意义。     

先秦中部的独立性及其在西汉北朝之间的变化

<正> 上古韵有无中部(冬部)?如果有的话,其演变过程如何?这两个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本文将以统计的和数理的方法,进一步解决这两个问题。一、西周、春秋时就有独立的中部对于上古韵有无中部,清以来有三种看法:有,无,战国时有而西周、春秋时无。最后一种看法认为,战国的中部是由西周、春秋的侵部合口变化而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曾写了《上古韵是否有个独立的冬部——冬侵的音是否最近》一文,结论是上古韵有冬部,但     

钱锺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

虽然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王渔洋神韵说的理论渊源之一,但严羽在《沧浪诗话》里却并没有正式提及神韵一词。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多处征引的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从文献上考证,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已经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由于钱锺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有些研究者未加辨别就直接引述了钱锺书的错误观点。事实上,神韵这一概念范畴在严羽所处的南宋尚未出现,但严羽的诗论主张与神韵说确有着密切联系,而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论述神韵的相关内容,则是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     

传统语言学简说

传统语言文字学,一般是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以前,人们对语言所做的研究.它有3个传统,即古印度传统、古希腊传统和古代中国传统;语言学的3个传统是与人类文明的3个发祥地结合在一起的.从对后代的影响来看,前两者对世界语言学影响较大.一、古代印度语言学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印度就有了一种用古代梵文写成的《吠陀》(Veda),这是婆罗门教最古的经典文献.为了传播和阅读这种经典,古印度学者用经验法对古梵文的语法进行了相当精细的分析、描述,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伟大的语言学家巴尼尼(Panini)著名的《梵语语法》(Astadhyayi,又称《八书》)中.这部诗歌体的著作对梵语语法进行了详尽的描写,把《吠陀》的语法现象总结为3996条简炼的语法规则.在这部书里,把词分为4类:静词、动词、介词和小品词.表示实体意义的词叫静词,表示动作意义的词叫动词,介词的功能是限制静词和动词的意义,小品词包括比较小品词、连接小品词以及只用于诗歌中做形式成分而没有实际意义的小品词,代词和副词不算独立的词类,分别归入静词和动词中.在构词法方面,认为词由词根构成,认为一切有实际意义的词根都是由动词词根变来的;又把词分为词干和词尾两部分,词干是不变部分,词尾是变化部分;每个词在句     

金文介词“于”的语法功能

介词是汉语中一个封闭的词类,它的绝对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它在语法中起到的作用却很大,被动式等很多特殊的语法现象都无法绕开介词。而上古汉语体系中,词的兼类现象是很常见的,像“于”字这样的一个单音节词既可能是动词,又可能是介词或是是助词。因此在铭文释读的过程中对于介词的把握是正确释读的一个难点。本文以最具典型性的介词“于”字为研究对象,在《金文今译》中收录的423篇铭文材料范围内作穷尽性的研究,将金文“于”字的介词性语法功能作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归纳,并对前人的研究作一些必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