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别居制度与离婚的关系

别居制度与离婚制度是国外许多国家亲属法中两项重要的制度。别居即依法解除夫妻同居义务,但仍保持其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是国家用以调整夫妻关系而规定的一项特别的制度。而离婚则是婚姻当事人依法解除(或消灭)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的行为。在国外许多国家的立法体例中,都有关于别居与离婚的规定,有的规定别居与离婚可以相互转换,有的规定一定时间的别居可以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我国婚姻法中仅有离婚制度,没有关于别居制度的法律规定,因此对二者进行分析比较,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     

性科学的社会作用

性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生本能的需要。但是,在我国由于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人们对性问题避而不谈或谈性色变,而产生性愚昧,导致夫妻关系不和谐而离婚,老年丧偶不敢再婚,青少年因缺乏指导而早恋、早婚、早育现象不断出现。在群众中也由于对性问题采取压制和禁止的态度,常常产生逆反心理,结果适得其反,淫秽书籍不断出现,私下传播屡禁不止,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有识之士大力疾呼“性教育刻不容缓”！国家教委     

收养登记的性质及效力

案例一 李某与张某原系夫妻关系,婚后多年未生育.2005年2月,李某夫妇经人介绍,来到李敏(化名)的生父母处,自行领养了几个月大的李敏,双方未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手续.2005年12月,李某与张某因感情不和离婚,李敏随养母张某共同生活,由李某每月承担抚育费200元.     

血亲观念——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干扰因素

血亲观念是各种亲属家庭关系(以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为核心)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证明,过强的血亲观念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干扰因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血亲观念过强产生的干扰因素在中国的传统中是重视家庭亲属关系的,人们的血亲观念较强。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在谈到中国的家庭传统时说:“重视亲族关系,凡宗族戚党之人都被看做休戚与共分子。”凡亲属,即为利益相关的死党。中国有句成语叫“沾亲带故”,亲是亲戚,故是朋友,亲总是第一位,它也表明亲属关系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这种血亲观念今天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桎梏。1.裙带关系带来的不正之风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党内和社会不正之风是今天影响中国人民情绪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社会问题。追     

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

本文提出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国人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路径分析结果表明 ,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性最主要、直接的预测指标 ,高质量的婚姻是夫妻关系持续稳定的前提和保障。但外在的限制离婚的社会文化环境会弱化婚姻质量与离婚意向间的相关关系。婚前感情基础好、双方一致性强的夫妻更容易协调适应和强化凝聚力 ;子女越多或婚姻延续时间越长 ,离婚的成本越高 ,夫妻分手的概率也越小 ;社会阶层较高者的婚姻质量相对较高 ,但他们对爱情的期望更高 ,观念较开化 ,再婚机会更多 ,故在感情危机时会更多地中止婚姻关系。     

“离婚不离家”与一夫多妻

离婚,就是本来有夫妻关系的男女双方分手了,散伙了。可是,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却出现了一种虽离婚而不分手,不散伙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离婚不离家”。具体表现为,通过法律程序认定对已构成的婚姻家庭关系,男女双方“自愿”拆散,解除,但是男女双方却又私下议定自愿组合。这种组合方式,通常是女方组合到男方,实际上是仍然生活在一起,或表面上另起炉灶,实际上还是一个生活单位。这样男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再婚,形成了“合法”的一夫多妻形式。     

农村城市化中的夫妻关系

从哈尔滨市郊区百户家庭在城市化变迁中的夫妻关系变动情况可以看出 ,城市化对农民夫妻关系的影响是深刻的。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和农民婚姻质量提高的过程。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滞留作用 ,古老的两性关系模式尚未彻底打破 ,在很大程度上还在阻碍着民主平等的新型的夫妻关系的建立。只有在提高综合素质、树立社会性别意识和现代理念之后 ,才能使农民的夫妻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向平等、平权、和谐、互爱方向发展     

离婚:中国和美国的比较

离婚：中国和美国的比较张敏杰本文对中国和美国的离婚率和离婚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研究了影响离婚率变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系。作者特别指出了美国社会在控制离婚方面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对中美两国未来的离婚趋势作了客观的评估。张敏杰，男，１９４８年...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辨析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并分析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发现,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各维度的不均衡作用有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     

离婚率增高的真正原因何在

近几年来,我国离婚率有所增高的趋势使一些人颇感不安,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些社会学者已开始研究这一社会问题,对离婚的原因提出了一些见解。但有些人对离婚的分析往往带有直观性和表面性,诸如父母包办、第三者插入、性格不合、草率婚姻等等。这些原因与其称为原因倒不如说是离婚的直接导火线。在我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与对这种提高趋势的压抑和置之不理所发生的冲突,才是我国目前离婚的根本原因。在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全国解放以来,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妇女地位正在大幅度地提     

中国离婚现状、特点及其趋势

本文以较详实的资料考证了中国离婚的三次高潮，分析了其宏观的社会历史原因，阐述了当前中国离婚的特点，即诉讼离婚的比重由低趋高、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离婚率高子汉族聚居的发达地区以及女性离异后的再婚率高于男性。文章指出，婚外恋始终是夫妻反目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并非近年出现的新倾向，并且是男性起诉离婚的首要理由，丈夫暴力则在女性自述的离婚理由中占首位。作者认为，中国的离婚率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缓慢地上升。     

汉人亲属关系与人神关系的互动模式——对沂蒙山区三个信仰案例的思考

信仰研究与亲属关系研究分属于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不同的领域,向来被认为是支配不同社会的文化机制,文章试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就人神关系与亲属关系的互动而言,选取三个各有所指案例:第一个案例显示,亲属关系优越于人与神之间的信仰关系;第二个案例显示,亲属关系让位于人神关系;第三个案例显示,二者存在交叉,交相为胜.此三套逻辑是汉人亲属关系与人神信仰关系之间互动的最基本模式,对于理解汉人社会运转具有理论工具意义.     

日本的中老年离婚热及其原因探析

日本社会的中老年离婚现象逐渐增多,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很多媒体制作以此为题材,兴起了很多与此相关的行业与服务,政府也改进了离婚时的年金分割法.由此,中老年夫妇离婚已不仅仅是家庭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将在具体研究现阶段日本中老年夫妇离婚的特点的基础上,分析、探求这一社会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     

透视中日两国"中老年人离婚"现象

近年来,日本的"中老年人离婚"数量逐年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人们婚姻观念的变化、小家庭化进程的加剧、 "二战后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一代"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对夫妻感情的销蚀、离婚民法修正案的溢出效应等等.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中老年人离婚"的现象.此类现象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家庭内部的问题,其影响涉及到了社会结构和意识的变迁,折射出诸多层面的反思.     

上海浦东居民对婚姻家庭的自我评价

浦东开发开放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同样也体现在浦东居民的婚姻家庭生活中。目前，浦东居民的婚姻家庭状况究竟如何？夫妻关系的满意度有多大？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婚姻幸福？这些问题都是人们比较关注的。浦东婚姻家庭的基本特征在1022个有效抽样单位中，87．5％是已婚男女，6．9％是未婚者，13％是离婚后未再婚者，0．9％是离婚后再婚者，2．9％是丧偶未再婚者，0．5％为丧偶后再婚者。受访者的初婚平均年龄为25岁；婚姻平均延续时间为24年，夫妻平均生育子女数为l．sl人。他（她）们的婚姻特征具体可概括为几下几点：婚姻呈自主性…     

上海卢湾区民政局改进离婚登记工作

上海市卢湾区民政局在整党中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勇于改革,努力改进离婚登记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一、端正业务指导思想,从以调解为主转变为以“双方自愿”为主。过去在离婚登记工作中,他们总认为离婚不是好事,是拆散人家夫妻。因而总是想方设法做和好工作,有时还强调离婚理由不充分,不给及时办理登记。致使有的虽然勉强和好了,但事隔不久又来登记离婚。事实教育他们,在新形势下必须改进离婚登记工作,在男女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强求和好,维持名存实亡的夫妻关     

区域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基于跨省流动人口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3—2015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数据,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高离婚率地区形成了一种强势的离婚文化,无论是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还是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曾在高离婚率地区生活过的跨省流动人口都会保持较高的离婚概率。离婚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表现为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继承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原有的离婚文化会持续产生影响;浸染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区域,会受到新接触的离婚文化的影响。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新迁入地文化浸染效应的影响,而年龄较大的人更容易受到流出地文化继承效应的影响。在新环境中,男性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而女性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文化特征。     

自由抑或压迫:论离婚法与女性地位的变迁——基于女性主义视角

自19世纪末女性主义在西方兴起以来,始终关注婚姻家庭制度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影响,认为父权制家庭结构导致了男性领域和女性领域的具体化以及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加剧。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女性主义重在思考法律对女性地位的建构作用,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财产法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眼里甚至被视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根源之一。从女性主义视角历时性地考察我国离婚法与女性地位变迁的关系,探讨1950年婚姻法中离婚自由的规定、1980年婚姻法中破裂主义兼采有责主义的离婚原则及2001年婚姻法中有关离婚赔偿的条款对各时段女性地位的影响,将会发现离婚法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女性解放和对女性的保护,但是并未改变压迫女性的性别权力结构,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最终屈服于男性利益,因此,以自由为起点的离婚法最终走向其反面成为压迫女性的工具。     

溪口的台属家庭

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位于雪窦山麓,剡江边上,是著名的风景胜地,也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出生之地。现在,溪口有家庭五千一百多个,一万八千余人口。这些家庭绝大多数是由夫妻关系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的完整的社会生活基本单位,但其中也有一些因历史原因而造成的不完整家庭。这些不完整家庭有亲人流落台湾,骨肉分离至今,家人充满了眷念之情。调查和研究这类被称为台属家庭的家庭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化解民事案件

近年来,各类民事案件持续大幅度上升,它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法制不断完善的客观反映,它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当前,民事案件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表现在: 一是民事案件量多面广,影响社会稳定。几年来,上海市的民事案件逐年递增。1989年全市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近三千件,是1985年的2倍多,平均每年递增28.6%。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法通则》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扩大,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利益调整和碰撞频繁,加之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封建腐朽没落意识的侵蚀,各种社会矛盾充分反映在这些案件中。如1989年受理的离婚案件占民事案总数55.68%。其中草率结婚、草率离婚和第三者插足是造成这些家庭破裂,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其次因受“出国热”、“经商热”和高消费的影响,债务案件猛增,已跃居民事收案第二位;同时,“三费”、赔偿、房屋、继承、人身权等案件也有所增加。平均每年有百分之一的家庭涉讼,千分之五的人口成为案件当事人,近十万人在为婚姻家庭、财产权益、房屋使用、人身权利而焦虑、奔波,甚至发生冲突,严重影响了单位和公民个人的正常生产、工作、生活和学习,也关系着地区的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