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重写的先声——论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观

文学史写作往往不是纯学术事件。早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就提出要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革命的"整理",实质上最早涉及了近现代以来文学史重写与革命逻辑的关联。瞿秋白文学史"整理"观的意义有两点:一,作为红色文学史写作意识的发端,开辟了此后革命形态的文学史叙述先河;二,率先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重构模式,把文学史写作纳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建构中。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     

文学史视域下草明工业题材小说的坚守及得失——兼议现代"工业题材小说"之问题

草明工业题材小说对现代工业文学具有滥觞的意义,草明对工业文学的坚守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工业"风景"引入了当代文学的视域.以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对草明工业题材写作之转型及得失进行探讨,不仅具有个案研究的价值,且对探究现代工业题材小说的问题及出路具有典型的意义.草明对工业题材的专注性与对主流话语形态的追随在文学史中是独有的,她为工业题材小说提供的写作范式,至今日仍有独特意义.     

对"新写实小说"何以进入文学史的反思

"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现象,作为90年代文坛第一个聚焦点,它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留下了难以湮没的痕迹,重要的文学史著述都没有回避对它的言说,或认为"新写实小说""对于中国文学在90年代的走向,特别是对于文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消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P306);或将"新写实小说"的登场看作是"在'先锋小说'出现的同时或稍后,小说界的另一重要现象"[2](P339).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肯定.     

论文学语言发展视域中的文学史描述——以中世文学史为中心

文学语言对于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已越来越成为理论界之共识,但有关认识往往是作为共时性的理论形态而被人们所接受,其对具体文学历史研究的影响尚较为有限。文学语言视域中的文学史描述对文学史研究极为重要,这一研究视域的确立,可使以往文学史描述中断续呈现的文学语言发展脉络,得到连续而较完整的梳理;在连续的文学语言发展之历史脉络梳理中,又使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就前者来看,以文学语言发展为中心描述文学史,可使一些描述语言发展的概念得到清理,并且准确地划分其层次,以获得一个可以对文学语言发展作细致描述的逻辑框架,从而连续而完整地梳理文学语言的历史发展。就后者来看,在文学语言发展的研究视域中,我们能够看到常被作内容表彰的建安诗歌、盛唐诗歌于语言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看到常被作内容批评的南朝诗歌于文学内容表现方面的重要价值,并重新认识这些重要文学阶段之间的历史关系,等等。文学语言的研究视域其实牵涉到一系列对传统文学史描述的概念、逻辑、价值系统的反思。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表述危机和"重新出发"

文学史是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和历史观念塑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史写作受制于知识、道德、政治和权力等多种关系的制约 ,因而向来受到重视。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在新观念、新方法的推动下出现了繁荣景象。但不可否认。在繁荣的表象背后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存在着内在的庞杂、分歧甚至混乱。文章对 8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特征作了概括 ,深入分析了这些特征与时代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外思想文化的相互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当代文学史学科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     

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

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给包括当代文学史在内的整个文学史编撰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变化 ,这突出表现在以学术为核心的理性精神演进到个性情感张扬的书写之路。随着写作语境的变化 ,尽管“2 0世纪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为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提供了重要思路 ,但文学史的编撰仍然面临着众多的挑战。本文沿循文学现代性的脉络 ,追溯了文学史写作的原初状态 ,并针对当代文学史编写在实践中遇到的批评、人才、功能等一系列的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焦虑的表意——论文学史中的"晚生代"

"晚生代"的出现是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重大事件。它作为一个新生的小说创作群体,以创作主体独立的生存姿态、新异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手法而备受关注。围绕"晚生代"命名之争所引发的对当代文学群体美学变迁的考察,由"晚生代"的存在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所产生的撞击,和晚生代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可能生成的美学意义,都将丰富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内容。     

建构汉语维度新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从汉语维度建构新文学史,既是对胡适"白话史学史"的历史回应,又是"重写文学史"的一种具体实践.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文学史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弥合文学史分期中的裂隙,并对文学史的性质进行新的厘定,为解决文学史撰写中所存在的范围、对象、分期等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新的思路与策略,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新的文学史框架和版图.     

当代文学史中的"非主流"文学

当代文学史著中对于20世纪50-70年代"非主流"文学的关注折射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重新激活当代的某些文学事实,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图景,对于重新"返回"历史情境,深入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起到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留下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诸如某些作品在写作时间认定上的问题、有关文本阐释空间的问题、对"非主流"文学本质化的理解以及进一步厘清各种复杂的文学史概念的问题等.     

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如从后往前读的阐释模式、整一性预设框架决定材料的取舍方式、认为文本是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服从于既有的文学常识和观念的惰性迷失等。针对以上问题,他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等。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即…     

"这是我讲文学史的最大观点"--试述钱穆关于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阐释

本文认为,钱穆将文学观念自觉视为从发生到定型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强调儒家思想在其中的重要意义,较之仅将研究视野停留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般理解,见解尤为新颖、深刻;他从儒学史和社会形态转化角度对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过渡性质的论述,也有与众不同之处.钱穆引此为其文学史研究的"最大观点",是完全有道理的.     

"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规律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历史化"转向以"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具有独特的"历史化"的操作方式,以"解构"的态度反对以往的主流文学史观."历史化"转向促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的知识建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a     

两本文学史和两种文学史观--兼谈文学史"个人写作"的文体构想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理论,比较了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和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指出它们分别继承了《史记》的“历史的文本化”(为野史所继)和“文本的历史化”(为正史所承),其背后分别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和传统历史观。文章还以钱著《1948天地玄黄》为范例,撷取新历史主义的某些概念,本着整合和超越的原则,初步建构了“个人化”文学史写作格局,并预测了其发展前景。     

回眸"重写文学史"讨论

<上海文论>于1988年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之后,波及现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两大领域.回顾这次大讨论,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1990)为"重写文学史"的倡导期,第二阶段(1991-1995)为"重写文学史"的深化期,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为"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反思期.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