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尔伦诗歌中的音乐象征

魏尔伦提出音乐先于一切的诗学理论,重视音乐性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他用语言模仿乐音,以独特的声响打通人的感官,实现感觉挪移,以求达成波德莱尔的横向应和.诗人借助再现的音乐表现手法,使诗意如音乐回环往复,从而推动语言的所指多层次地向纵深扩展,最终达到表层和深层的纵向应和.复调作曲技巧的运用,既构建了立体有形的外部世界,又表达了无形无边的人类情感,实现了横向应和与纵向应和的结合,诗义直达无限.魏尔伦的诗歌通过有形与无形之间无限的展示空间,较为全面地表现世界和人性的本质.由此,魏尔伦以音乐语言继承和发展了波德莱尔的应和理论,丰富了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手法,奠定了自己象征派代表诗人的地位.     

论文学翻译中等效翻译的可行性

从原语言翻译到目的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往往会影响信息的获得,会产生信息的误导和交际的障碍,产生偏差。文学翻译究竟能不能做到等效,本文试着从语言、文化、读者接受三者的各自特点和互动关系加以考察,最终得出结论,从各个方面看,“等效”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确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尽量达到“等效”和“神似”。     

翻译批评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翻译批评作为联系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纽带,与翻译教学密切相连。翻译批评主体,客体以及批评标准具有多样性,这赋予了翻译批评多元特征。在翻译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都能成为批评主体,展开批评实践,共同确保翻译教学有效进行。以翻译批评的多元特征入手,探寻翻译批评与翻译教学的联系,以期得到翻译教学启示。     

传统文化因素的过滤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传统文化因素对异国文化的过滤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而对外来文学的过滤在文学翻译中显得尤为突出。本文立足于传统文化因素的过滤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强调在文学翻译中应特别重视理解和把握语言深层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论鲁迅的翻译思想

鲁迅丰富的翻译理论思想,虑远思精,鞭辟入里,启人疑窦.当我们回顾鲁迅的观点和思想时,发现鲁迅的翻译思想科学而完整,对于我们今天学习、融会西方译论,建设自己的翻译学体系,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诗歌翻译之音乐性

音乐性是诗歌的自然属性。为再现原诗的音乐性,许多译家作出了尝试。但由于音、意很难兼顾,诗歌翻译之音乐性一般为第二选择,甚至索性抛开,因而译诗的音乐感往往不强。本文以为忽略诗歌音乐性的翻译是对诗歌本质的不忠实,诗歌翻译应向音乐性作出必要的倾斜,赋予诗歌翻译更大的灵活性以再现诗歌的音乐性。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 ——论叶芝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通过梳理诗人叶芝在现代中国三十年(1919—1949)间的翻译和形象变迁,探讨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过滤现象,即接受者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对外来文学和作家形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 改造和重塑。叶芝从1919年被介绍到中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三十年间经历了从爱国者到现代派诗人的形象变迁,其诗歌和诗论则历经了从参与新诗创作到参与新诗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国文学尤其新诗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叶芝的翻译和在中国的形象变迁产生了过滤与重塑作用。     

诗为心声——从魏尔伦的爱情诗看其心路历程

文章以心灵和情感为脉络,将魏尔伦的诗歌创作划分为认识兰波前、与兰波交往时、与兰波不和后三个阶段,以创作为基础,探索其心路发展的历程     

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读”。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对“文化误读”进行研究,对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各自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谈影视翻译

运用文化翻译观的理论,从影视翻译的特点和原则出发,对影视翻译过程中应侧重的几个方面:如片名的翻译,语言的提炼,文化因素的处理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译者应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努力实现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的文化功能等值。还指出译语文化是决定翻译的因素,成功译文应以译语读者为中心,注意信息传递的效果,即读者的接受性。译语观众与原语观众心理接受反应和谐一致,是影视翻译最高标准。     

论翻译与文化

本文讨论了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作者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归属一种文化系统,文化差异必然反映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操作的虽然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但实际涉及的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词语的文化内涵的传递是翻译的关键,应当成为译者关注的焦点。     

论翻译批评的标准体系

翻译批评的标准是学术界长期争论、很难统一的问题。通过论述翻译批评标准的三个层面:社会道德标准、行业规范和学术尺度,比较和分析了三个层面的差异和联系,并进一步提出,翻译批评标准是开放的多元动态体系。     

论当代翻译批评中的排他性——兼论走向交往实践的翻译批评

通过梳理翻译批评主体以及各种批评标准之间的关系,发现其中表现出三种明显的排他性,即翻译批评主体中的排他性、翻译批评标准中的排他性和翻译批评模式中的排他性.针对这一现象,并结合当代哲学交往实践转向的趋势,提出要真正实现翻译批评的多元共存,未来翻译批评的趋势应是走向交往实践的批评.这种批评的理论基础是主-客-主的关系,要同时遵循知识客观性、阐释的合理性和表达的真诚性三大有效性要求.     

翻译批评简论

翻译批评是翻译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它可以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评价监控翻译质量,也可把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反馈给翻译理论家,以进一步完善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所以开展积极的翻译批评是保证翻译质量,繁荣翻译事业的有效措施。     

功能翻译理论对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的解释力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批判，也是对翻译理论的完善。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存在问题。一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达到提升女性社会身份的最终目的，有时候会不顾事实，过于夸大和强调译者的作用；另一方面，女性翻译理论忽视了与读者的互动，对译文接受者未给予足够重视。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德国功能派...     

论接受理论的文学翻译观

西方文论中接受理论把文学文本从决定性和自足性的牢笼里解放出来 ,将接受理论的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翻译研究则构成了对原来的文学翻译标准的反拨 ,而“多元的文学翻译标准”的提出成为一种必然。     

浅说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和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目前在我国对翻译批评的研究还很不够 ,在翻译批评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批评缺乏科学的方法 ,表现出明显的主观性 ,缺乏客观公正性。一个合格的翻译批评家要明确翻译批评的宗旨 ,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精神 ,要熟悉掌握翻译批评的科学方法 ,要深刻理解翻译的实质和有关的翻译方法及理论。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后殖民批评

通过对翻译研究历程的回顾,进而从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同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外部因素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的强烈的政治性,也使翻译具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全球文化既有着趋同性,同时也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只有通过对话,多元文化才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