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常平仓法律探析

常平仓制度在清代已经比较成熟,从修建仓廒、确定储粮数额到仓库的日常管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中筹集仓粮、严惩亏空等方面的法律相对稳定,而在额定存粮数目和存粜比例等方面的法律则随着形势变化不断做出调整。清前期常平仓在平抑粮价、救济灾民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清中期常平仓开始亏空且问题日益严重,后期则彻底崩溃,相关法律规定也沦为一纸空文。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的设置与分布、仓谷来源、仓政管理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展示了清代两湖平原地区社仓建设的基本情况,这一过程带有明显的时段性。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体现了赈灾功能的强弱。     

试论唐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抵御自然灾害,缓和社会矛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唐代在不同时期通过设立灾后临时性的救灾使职,设置常平仓、义仓和悲田养病坊等机构,并颁布诸多行政法令作为以上保障机构的补充,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有针对性地对社会采取保障措施。     

论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影响

常平仓是古代一重要仓储 ,王安石变法前未能很好地发挥其社会调控之实效。因之 ,王安石对其收入来源、支出方式、管理制度和运作办法等 ,进行了一番大胆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克服了常平仓原有的弊端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青苗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顾全芳同志《青苗法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3期)一文对漆侠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读后颇有收益,并提出个人看法如下.一如何看待常平仓,是讨论青苗法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顾全芳同志首先提出王安石为什么要改行青苗法,常平仓与青苗法比较,利弊得失何在?顾全芳同志仅依凭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对常平仓空留在表面上的溢美之词,便说常平仓“不但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而且也有抑制豪强兼并的作用.”且在几年前就曾称常平仓是宋初以来的好制度,是被王安石泼脏水时泼掉的孩子当中的一个.那么就来看看常平仓究竟是怎样一个“孩子”.     

清代浩罕驻喀什噶尔“呼岱达”考述

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后,中亚浩罕政权与新疆南部的商业贸易关系日益频繁。清政府为管理在喀什噶尔经商的浩罕商人,在喀什噶尔设置了"呼岱达(Hudaida)"。呼岱达和浩罕商人,对喀什噶尔等地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呼岱达的职权范围及作用发生了变化,并对喀什噶尔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古代湖南用于赈灾救荒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3种,它们在设立地点、谷米来源、经办人员、所有权及管理发放制度方面都有差异,在饥馑之年多少发挥了赈灾救荒的社会调控功能。     

春秋战国至唐官府籴粮制度的演变

我国古代的官府籴粮制度起源甚早 ,春秋战国时期籴粜手段的运用及平籴法的提出 ,为这一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代以常平仓的创设为标志 ,官府籴粮在制度化的确立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北魏和籴供军作用至显 ,成为官府籴粮制度发展的又一重要阶段 ;入唐 ,官府籴粮渐成常平署和户部度支两大运营系统 ,制度本身更趋完善。     

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古代湖南用于赈灾救荒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3种，它们在设立地点、谷米来源、经办人员、所有权及管理发放制度方面都有差异，在饥馑之年多少发挥了赈灾救荒的社会调控功能。     

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研究

乾隆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为了活跃新疆经济,清朝采取鼓励内地商民出关贸易的政策,大批内地商民纷纷携资入疆。乌鲁木齐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使商屯最早在此得到开展,且发展有一定的规模。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的开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乌鲁木齐到清末发展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清代天山南路地区的钱币私铸案

清朝前期,清政府在新疆天山南路地区建立起完备的铸币制度和钱法,但民间私铸时有发生。乾隆、道光、成丰年间发生在天山南路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等地的几起钱币私铸案件案例,反映出这一时期天山南路铜钱私铸现象虽时有发生,但私铸数量不大,波及范围不广,未对天山南路地区社会生活与经济秩序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     

清代新疆满城探析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统一、加强西北边防、保持社会稳定,从东北、热河、陕西、甘肃等地调拨满洲八旗等官兵驻防新疆,遂形成满城,主要分布在北疆的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和巴里坤等地。自乾隆二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758-1783)修建了大小城堡近四十座,新疆满城的建立,对巩固新疆的统一局面,加强清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统治,保持新疆社会的稳定,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务力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西藏与南亚贸易及其影响

清代是西藏与中央王朝政府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与此同时,西藏先后与南亚的巴勒布、英印度发生着阶段性的贸易关系变化。这种贸易关系的变化及其所形成的贸易格局,呈现出清政府所辖西南边疆的地域人群与南亚地区长期交往的历史图景。把中央王朝政府与边地的关系置于这种贸易格局变化的脉络里考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南亚贸易格局如何深刻地影响着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中原屏藩 西陲支点——哈密在清朝西北边疆经略中的特殊地位

清朝统一漠西蒙古经历了康雍乾三朝,此后,又相继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和张格尔之乱。清末同治朝时,新疆地区又出现了动荡,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的入侵以及沙俄侵占伊犁,使得清朝在新疆的统治面临崩溃。综观整个清代,在清朝保卫甘肃、统一新疆、平定叛乱、收复领土的过程中,哈密一地始终都是清朝经略新疆的支点和依托,也是保卫中原地区的屏障,起着枢纽作用。     

矿之诱惑：明清中原采矿活跃原因探析

明清时期,中原的采矿活动日趋活跃。究其原因,这与中原的矿产富饶易采,采矿之禁逐渐松驰,百姓谋生与谋利的推动,以及晚清人们反掠夺护矿权的需要等因素密切相关。中原的采矿活动大多符合百姓的利益,它日趋频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并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清朝统一新疆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逐渐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同时在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众多少数民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元明以来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又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当地当时特点的民族政策,使其深入人心。虽然其民族政策具有以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利益为最根本、在维吾尔族聚集的南疆地区实行汉回隔离政策等局限性,但从总的方面来讲,是加强了新疆诸族与内地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密切了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效地抵御了外来侵略。     

清前期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与民族政策的制定

清朝建立以后即与新疆地区的各个民族建立了联系,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终于平定了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南北,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从而促进了内地与新疆、新疆南北两路之间民族的迁徙与流动。在此过程中,清初新疆“南回北准”的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逐渐形成了各民族交错杂居、相对隔绝的分布特点;与这一变化相对应,清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也做了适当的调整,其影响及于近代。     

关于清代哈密回王先祖的两点考释

哈密历代回王对清代新疆的政治与社会有着重要影响，有关史料和研究著述对哈密回王先祖成员和其来源等问题上认识不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表明，哈密回王额贝都拉的先祖四代成员分别为：伊萨米拉、巴齐、莫莫特雅尔、莫莫特沙依，他们从伊萨米拉以来就已世居哈密。     

新疆建省与近代新疆社会变迁

1884年新疆建省,促进了新疆社会发展,使近代新疆社会变迁达到了顶峰。收复新疆失地、经济实力增强以及讨论和制定建省方案,为新疆社会变迁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为新疆社会变迁构建了全新的组织体系。通过建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对新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废除腐朽落后的伯克制,在边疆民族地区慎选官吏,改变了分而治之的民族隔离制度,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制度开始走上近代化轨道,增强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抵御外敌入侵,巩固西北边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