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之比较研究——以梁鸿的“梁庄”和费孝通的“江村”为例

梁鸿《中国在梁庄》和费孝通《江村经济》均描绘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的形象。同为非虚构写作,却不尽相同。内容上,梁鸿的“梁庄”追求文学的真实,强调个体、细节的乡村;费孝通的“江村”追求社会学的真实,强调客观、概括的乡村。方法上,梁鸿运用文学手法,费孝通则采用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立场上,梁鸿持有情感的介入立场,费孝通则采取科学的中立立场。尽管如此,梁鸿却从费孝通那里有所借鉴,两者在描述的乡村转型现象、采用的社会调查方法和体现的忧国忧民情怀上具有深层一致性。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的区别与关联,认识二者的优长与不足,这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和促进两者相互学习和长足发展。     

中国“非虚构返乡书写”的困境与契机——以“梁庄三部曲”为中心

在“梁庄三部曲”中,梁鸿以知识分子返乡者的姿态,讲述了当代乡土中国的故事,并形塑了当代中国“非虚构返乡书写”的重要主题模式。通过“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进入真实的乡土空间,梁鸿获得了再次讲述“乡土中国”的可能。但也正由于在乡土文学的知识框架中观察和书写这个“当代乡土中国的样本”,“梁庄三部曲”并未真正提供讲述“乡土中国”故事的新范式,而只是将“乡愁”问题化。不论是梁鸿还是其他知识分子的“非虚构返乡书写”的作品,都陷入了相似的困境。这一困境为作为问题的“乡土叙事”提供了反思的入口,也成为“非虚构写作”从人文学知识框架出发,探寻更多文类可能的契机。     

合力形塑：媒介转换背景下的“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受到了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合力形塑。无论是新媒介的大众化、碎片化、互动性特性,还是传统媒介的专业主义精神和深度报道方式,都在合力形塑“非虚构写作”的面貌和发展方向,使其在揭示真实、传播社会现实、塑造公众认知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紧密联系。“非虚构写作”在媒介转换背景下实现了与新旧媒介的共生互动,成为文学领域回应现实、审视社会的有效手段。     

论“非虚构写作”对人文精神复兴的实践路径

“非虚构写作”作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现象,在消费主义盛行与人文精神式微的双重语境下,通过多维实践路径构建了文学介入现实的新型人文话语体系。“非虚构写作”以介入性姿态形成文学与现实的互动范式,从历史审视、伦理重构与品质塑造三个维度展开实践,形成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人文精神复兴方案。这种三位一体的实践路径继承并发展了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核心命题,通过文学性与真实性的辩证处理,既规避悬浮的道德说教又抵抗虚无的价值解构,最终在经验呈现与意义阐释的张力中构建起新型人文话语范式。其通过具体可操作的文学实践,为当代人文精神的范式转换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创新启示,彰显了文学参与社会文化建构的现实效力。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虚构与叙事——创意写作方法论问题

“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是以文字创作为形式、以作品为载体的创造性活动,它是文化创意产业链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环节.创意写作学科是研究创意写作本身的活动规律、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规律、创意产业管理和运作规律的学科,是为“创意写作”提供基础理论支持的科学.目前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该学科的建设对国家文化创新力的提升,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升级具有关键性作用.中国高校应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通过创意写作学科的创建提升高校人文创造力及文化创新人才培养力.与传统写作学重点研究“作文学”不同,创意写作学着重研究“创意”心理及其写作规律,创意写作学科需要对文学创作、生产类创意文本写作、工具类功能文本写作等进行系统区分,对虚构类文本和非虚构类文本创作进行分类研究,分别探讨其内部规律;同时,创意写作学还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需要研究“创意写作”课程的组织形式(如工坊制教学)及其教育教学规律,借鉴美国等先发国家的先进经验.     

非虚构与虚构的“跨界”共生——论舒辉波童年书写的艺术创新

近年来,记者型作家舒辉波逐渐成为现实童年书写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不仅以《梦想是生命里的光》实现了非虚构童年写作的创新突破,同时把非虚构写作的方法和美学精神融入儿童小说创作,完成了《逐光的孩子》等一系列优秀之作,从而实现了对当下多样而复杂的童年生态的美学关照。从非虚构与虚构的“跨界”这一视角阐释舒辉波童年书写的独特面貌和艺术创新,他的这两种文类具有相融、共生的美学关联,具体表现在聚焦儿童成长困境的现实书写、深切关注童年的在场姿态与悲悯情怀、发掘和彰显童年的精神价值这三个方面,由此极大拓展了当代儿童文学的美学边界,也有效抗拒了儿童文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     

现实与先锋并存：论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可能性

非虚构写作凭借自身的独特性,引起评论界高度关注。通常,对非虚构写作的评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强调在商业化浪潮冲击的大前提下,非虚构写作表现出的真实性、现场感等特点实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二是针对“非虚构”的内涵与特质,认为非虚构写作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崇尚形式创新与虚构的先锋文学的反拨。无论复归还是反拨,它们都不足以体现非虚构写作的复杂性,因为非虚构写作在“回归”现实的同时又有着“为我所用”的发展,“反拨”虚构的背后也闪烁着先锋性的锋芒。相较于“现实”与“先锋”的非此即彼,非虚构写作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文学可能性。     

“非虚构”与文学观的转向

“非虚构”是当下文坛的一个热词.“非虚构”作为文学观念的倡导,是对20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也是传统文学的一种精神回归.“非虚构”创作重新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目的是治疗文学的形式虚浮症,提升文学的思想质地.而从人类书写历史的发展而言,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类经过长期的分野后重新走向合一,这是新世纪书写文化的一道标志性景观.由文学到历史再到新闻,非虚构写作的盛行,可视为对当下虚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现实远远超出艺术家的虚构能力时,文学只能返朴归真,寻找一种“非虚构”的表达方式,这是非虚构重新获得“文学”意义的社会学解释.不过,需要警惕的是,“非虚构”如果过分张扬,文学有可能滑入死亡一端.毕竟,文学仅有真实性是远远不够的,与生活保持某种间离是文学审美的内在要求.写得好看(而不是多真),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生命底线,也是衡量平庸之作与优秀之作的基本尺度.     

非虚构叙事规约与“非性别本位”的女性书写——新时代中国的女性非虚构文学论

女性非虚构书写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视域开阔、社会性增强的美学特质并非仅是写作者主体因素所致,还与追求“现场真实”感诉求的非虚构叙事规约有着直接联系,并由此形成了并未特别突出性别问题的“非性别本位”特质。但“非性别本位”的女性书写并非“去性别”的写作,性别话语以一种非显在的隐性、曲折方式与女性非虚构文学对特定社会问题的关注交融在一起,构成了边缘不甚清晰的弥散性结构。女性非虚构文学创作不但有利于非虚构相对于传统报告文学的个人性、独立性的增强,还以新时期以来社会影响力不俗的文本实践对非虚构文类特质具有一定启示或警示价值。本文将非虚构研究与女性文学研究相结合,对廓清叙事与性别的学界文体论争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施蜇存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心态透视

30年代是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高峰期。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都曾涉猎过这一领域。与这些作家不同的是,施蜇存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不以“讽刺现实,呼唤斗争”为目的,而是从个人兴趣出发,超脱于文学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功利性目的,远离时代斗争风云,潜心于艺术创新,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和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说来分析、表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古人心灵的隐秘,体现了创作思想、创作手段的先锋性,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     

新历史小说的命名焦虑

中国当代的＂新历史小说＂经历了一个有着诸多争议的命名阶段,即便到了今天,对各种名称使用的随意性依然充斥在有关的评论中,尤其是众人对中国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混淆往往令大量的争议显得似是而非。在这一文学现象的背后,折射出来的往往是中国学者们在西方强势理论话语面前的自卑感与焦灼心态。     

新历史小说的概念流变

新历史小说概念内涵至今仍众说纷纭,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相比别的概念,“新历史小说”较能涵盖繁复驳杂的各类创作现象;但也存在局限与不足。“新历史小说”本质内涵在于历史观念和创作观念之“新”及“历史”含义之“变”。但“新历史”也可能对作品审美特性构成一定遮蔽,导致创作与研究过多注目于历史观念之新而相应忽略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审美呈现等。     

邓小平对历史决定论的新发展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新发展表现在,他赋予历史决定论以鲜明的时代特征,科学地总 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动力 和精神动力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挑战。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 命运,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走历史必由 之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场革命的“哗变”——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比较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被彻底颠覆,革命叙事呈现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沉落等景象。这表现了开拓独特的历史生活和揭示崭新历史精神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影像或幻想,其颠覆性破坏也给以后的小说提示着警惕。     

干宝著述考

干宝是东晋时期杰出的学者,据《晋书》本传记载,干宝自幼勤奋好学,博览书记,其学所涉广博精深,在经学、史学、文学、阴阳学等方面都大有建树,而其《搜神记》的撰写,被刘忄炎誉为鬼之董狐。但是历代以来人们对东晋这一大儒的其他著作的关注似乎不够,导致其多部作品渐渐散佚,实为一大损失。据历代书目的记载统计,干宝的著述多达二十余种,该文就来对干宝的这些著作一一考证。     

新历史小说“新”论

新历史小说以实验文本的形式走上当代文坛,繁荣一时,但至今为止还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从历史题材、历史视角、历史意识三个角度入手,尝试澄清它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以及“新”之所在,为它的存在提供理由与合法性依据,并对简单地将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应阐释的状况提出批评。     

女性通俗小说的历史差异与创作特色

作为社会文明的一种独立存在和文化表达,应该说真正的女性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尤其是作为俗文学题材之一的通俗小说,在发轫初期难以摆脱男性话语的影响,女性作家群也在不断探索由报人向小说家身份的转换,女性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上力量显得薄弱。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新的女性创作主体的涌现与创作思维的膨胀,在叙述视角、文本类型、媒介传载、表现手法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是当代消费与审美理念的提升,也是创作与出版文化的勃兴。     

笔顺规则新探

汉字笔顺的第一规则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第二规则是“先大后小、先长后短”。“上”、“下”、“左”、“右”以笔画的末端为依据 ,“大”、“小”则以偏旁笔画的纵横向距离的乘积来估算。     

颠覆与重构——新时期小说艺术真实性观念的嬗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真实观遭到了先锋派创作的新写实小说的挑战，真实性观念在两股新的文学潮流里被赋予了崭新的涵义。三种小说艺术真实观共生共荣，左右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小说创作的想象空间和叙事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