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之比较研究——以梁鸿的“梁庄”和费孝通的“江村”为例

梁鸿《中国在梁庄》和费孝通《江村经济》均描绘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的形象。同为非虚构写作,却不尽相同。内容上,梁鸿的“梁庄”追求文学的真实,强调个体、细节的乡村;费孝通的“江村”追求社会学的真实,强调客观、概括的乡村。方法上,梁鸿运用文学手法,费孝通则采用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立场上,梁鸿持有情感的介入立场,费孝通则采取科学的中立立场。尽管如此,梁鸿却从费孝通那里有所借鉴,两者在描述的乡村转型现象、采用的社会调查方法和体现的忧国忧民情怀上具有深层一致性。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的区别与关联,认识二者的优长与不足,这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和促进两者相互学习和长足发展。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虚构与叙事——创意写作方法论问题

“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是以文字创作为形式、以作品为载体的创造性活动,它是文化创意产业链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环节.创意写作学科是研究创意写作本身的活动规律、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规律、创意产业管理和运作规律的学科,是为“创意写作”提供基础理论支持的科学.目前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该学科的建设对国家文化创新力的提升,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升级具有关键性作用.中国高校应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通过创意写作学科的创建提升高校人文创造力及文化创新人才培养力.与传统写作学重点研究“作文学”不同,创意写作学着重研究“创意”心理及其写作规律,创意写作学科需要对文学创作、生产类创意文本写作、工具类功能文本写作等进行系统区分,对虚构类文本和非虚构类文本创作进行分类研究,分别探讨其内部规律;同时,创意写作学还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需要研究“创意写作”课程的组织形式(如工坊制教学)及其教育教学规律,借鉴美国等先发国家的先进经验.     

“非虚构”与文学观的转向

非虚构是当下文坛的一个热词。非虚构作为文学观念的倡导,是对20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也是传统文学的一种精神回归。非虚构创作重新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目的是治疗文学的形式虚浮症,提升文学的思想质地。而从人类书写历史的发展而言,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类经过长期的分野后重新走向合一,这是新世纪书写文化的一道标志性景观。由文学到历史再到新闻,非虚构写作的盛行,可视为对当下虚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现实远远超出艺术家的虚构能力时,文学只能返朴归真,寻找一种非虚构的表达方式,这是非虚构重新获得文学意义的社会学解释。不过,需要警惕的是,非虚构如果过分张扬,文学有可能滑入死亡一端。毕竟,文学仅有真实性是远远不够的,与生活保持某种间离是文学审美的内在要求。写得好看(而不是多真),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生命底线,也是衡量平庸之作与优秀之作的基本尺度。     

网络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起源、反思与重构

近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旨在重建文学与社会之间联结的、涉及文学和新闻领域的边缘性文体,其理念、实践中蕴含着重要的公共性.然而,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中的商业取向、娱乐取向逐渐压过公共取向,使它背离了自身的初衷.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非虚构写作产生于对当时流行文体的反拨,以对公共性的强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对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一系列表征的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对我的过度强调、写作内容的固化和判断性叙事手法的滥用使公共性沦为了背景.基于存在的问题,应以艺术生产等理论为依据,从加强生产-消费环节的社会联结、以改造社会作为终极目标、以公众认知为评估手段三方面,探索重构网络非虚构写作公共性的路径.     

重构非虚构

非虚构文学在风格上体现出一种日常化和历史化,同时有着私人性的文化关怀和成长质感的美学追求,其中不乏有批判、审视的建设情怀.作为文学景观之一的非虚构文学能否承担文学的公共性诉求,将成为当下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本土谱系、阈限和发展前景

中国非虚构文学无疑受到异语境非虚构书写的激发,但将功劳完全归因于西方非虚构写作有失公允。由于中国非虚构文学传统的潜在性、无名性和浑然性,很多研究忽视其中国谱系。中西非虚构文学的理论系统、建立基点、发展脉络、适用范围、典型作品、学科系统和创作实绩有较大差异。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在21世纪成为热点话题,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主体和题材窄化、文学和纪实两极性、盲目拓域的误区。伴随主体拓展、跨界创作、融媒体写作的盛行,当代非虚构文学具有光明的书写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文章淡淡忆儿时——论汪曾祺小说的“非虚构”元素

汪曾祺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他的散文化小说比较接近当今流行的"非虚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小说的背景都在家乡等作者居住过的地方,表达的感情大都是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文章淡淡忆儿时"的真实感和与现实的疏离感,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独特魅力的核心。     

虚构与游戏:历史电影的一种写作方式

电影如何叙述历史， 一直是电影理论界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中国历史电影创作观念的发展回顾， 对历史电影的一种写作方式——虚构游戏的存在现象进行检讨与阐述     

论李碧华小说的历史书写

李碧华小说在进行历史书写时采取“故事新编”“古今映照”的策略,不仅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香港家国认同的模糊,也以其宿命循环的历史观以及对大历史叙述掩盖下的个人命运的关注赢得了读者的共鸣;同时,小说又通过对历史“抒情诗化”的个人重构,反映了变革前夕香港的时代精神。     

施蜇存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心态透视

30年代是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高峰期。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都曾涉猎过这一领域。与这些作家不同的是,施蜇存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不以“讽刺现实,呼唤斗争”为目的,而是从个人兴趣出发,超脱于文学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功利性目的,远离时代斗争风云,潜心于艺术创新,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和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说来分析、表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古人心灵的隐秘,体现了创作思想、创作手段的先锋性,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     

新历史小说的概念流变

新历史小说概念内涵至今仍众说纷纭,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相比别的概念,“新历史小说”较能涵盖繁复驳杂的各类创作现象;但也存在局限与不足。“新历史小说”本质内涵在于历史观念和创作观念之“新”及“历史”含义之“变”。但“新历史”也可能对作品审美特性构成一定遮蔽,导致创作与研究过多注目于历史观念之新而相应忽略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审美呈现等。     

邓小平对历史决定论的新发展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新发展表现在，他赋予历史决定论以鲜明的时代特征，科学地总 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动力 和精神动力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挑战。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 命运，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走历史必由 之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历史小说的命名焦虑

中国当代的＂新历史小说＂经历了一个有着诸多争议的命名阶段,即便到了今天,对各种名称使用的随意性依然充斥在有关的评论中,尤其是众人对中国新历史小说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混淆往往令大量的争议显得似是而非。在这一文学现象的背后,折射出来的往往是中国学者们在西方强势理论话语面前的自卑感与焦灼心态。     

一场革命的“哗变”——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比较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被彻底颠覆,革命叙事呈现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沉落等景象。这表现了开拓独特的历史生活和揭示崭新历史精神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影像或幻想,其颠覆性破坏也给以后的小说提示着警惕。     

新历史小说“新”论

新历史小说以实验文本的形式走上当代文坛,繁荣一时,但至今为止还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从历史题材、历史视角、历史意识三个角度入手,尝试澄清它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以及“新”之所在,为它的存在提供理由与合法性依据,并对简单地将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应阐释的状况提出批评。     

面对历史的凭吊与对话——评苏童的新历史小说

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接纳与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绝对中心地位相对弱化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作家自身对文学创作创新的追求有关。苏童的新历史小说创作带有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印迹。注重个人化历史真实的阐释,偶然性叙事的彰显,民间价值的弘扬,颓废感伤美学的追求是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特色。擅长抒情、擅长细腻描写的苏童使其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风格更为隐喻,更具魅力。     

干宝著述考

干宝是东晋时期杰出的学者,据《晋书》本传记载,干宝自幼勤奋好学,博览书记,其学所涉广博精深,在经学、史学、文学、阴阳学等方面都大有建树,而其《搜神记》的撰写,被刘忄炎誉为鬼之董狐。但是历代以来人们对东晋这一大儒的其他著作的关注似乎不够,导致其多部作品渐渐散佚,实为一大损失。据历代书目的记载统计,干宝的著述多达二十余种,该文就来对干宝的这些著作一一考证。     

女性通俗小说的历史差异与创作特色

作为社会文明的一种独立存在和文化表达,应该说真正的女性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尤其是作为俗文学题材之一的通俗小说,在发轫初期难以摆脱男性话语的影响,女性作家群也在不断探索由报人向小说家身份的转换,女性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上力量显得薄弱。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新的女性创作主体的涌现与创作思维的膨胀,在叙述视角、文本类型、媒介传载、表现手法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是当代消费与审美理念的提升,也是创作与出版文化的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