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以胡适童年的阅读史为中心

胡适在童年时代阅读了大量的传统经典、史书、小说等,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传统经典和史书中,胡适接受了传统的自然主义宇宙观、实用经验理性、怀疑精神,并以之破除鬼神迷信;从阅读小说中,胡适接受了白话文训练,为以白话文批判文言文和文学革命准备了经验基础。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传统是复杂的、多元的,它在胡适身上显现出两重性。胡适既承继传统,但又批判传统,以一种传统批判另一种传统。胡适并不将传统视为走向现代的障碍,而从传统中获取现代性资源,使传统成为步入现代的一座思想桥梁。     

新文化运动在徽州的接受——以胡适与胡晋接等来往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一直与徽州学人有着密切往来.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他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教师黄宗培等有数份书信往来,共同探讨文学改良、白话文等问题.胡晋接、黄宗培坚定地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宏旨,但由于在办学上秉持新旧平衡的理念,以及教育不问政治的态度和严格训练的办学方针,他们对“新文化”的一些观念并不认同,在新文化运动愈加激进后,他们在微观操作层面持折中、节制的态度.安徽省立二师是其时徽州的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在徽州的接受从中可见一斑.     

马戴诗歌接受的定量分析——以选本与评点为中心

该文借助定量分析,弄清了马戴诗歌中的十大名篇及较受欢迎诗篇。这些名篇的遴选,得益于明清时期的几种诗歌选本。马戴最受欢迎的是其五律山水诗。在马戴诗歌传播接受史上,《又玄集》、《唐诗品汇》、《今体诗钞》是起到重要作用的选本。     

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

20世纪初期,在西方逻辑学东渐的背景下,诸多学者开启了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胡适不仅从事了诸多中国古代逻辑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而且对于自身研究具有明确的价值期待和方法论意识。其研究不仅是为了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试验论理学的类似学说,以有效吸收试验论理学说,而且也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做准备。为达成该目的,胡适提出了一套包括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在内的研究程序,其述学中的贯通方法颇重西学的比较参证作用。胡适的这一工作为后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其广义的逻辑观念和研究程序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方法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著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     

接受史研究中的另类思考——从《李贺诗歌接受史》谈起

文章主要由近年来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倾向所引发的思考相对于探寻古代学者和作家对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和接受,我们更应当重视现当代学者和作家对古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创作上的接受;应当重视生活环境、社会思潮、学术理念以及政治人物在历代接受中的作用,尤其是时代风尚、政治人物的偏好以及所引起的学界趋奉方面研究;要重视海外作家学者对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尤其是学者们对中外作家或研究方法间进行的比较研究;应当重视非纸质文字乃至非文学资料在历代接受中的作用。     

对“接受史研究”应在宽容中接受——与袁晓薇博士商榷

袁晓薇博士的论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分析了当今接受史研究的误区,并给出了几条"突围"的良方,值得肯定。但该文中一些观点与评述存在偏颇之处,会使读者对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产生诸多误解,不利于接受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对于新兴的接受史研究来说,与其过于苛责,不如更多地予以宽容。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理论的在华接受史——以民国报刊与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为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局势风云转变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当时国内对于欧文·拉铁摩尔学术与理念的认识逐渐开始深化,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具体的关注点上有所变化,这一过程跟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与社会思潮的变动息息相关,也反映出拉铁摩尔在与当时中国学术界互动方面的某些不足。文章通过对民国时期相关报刊与文献的梳理和分析,重建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理论在华接受史的初步框架,重新确立边疆问题在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     

高师历史教学乡土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河南为中心的考察

新课改背景下,开发和利用乡土史课程资源已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对高师历史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高师历史教学乡土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方法主要有：开设乡土历史文化专题课程、在通史课程中增加乡土史的内容、指导学生尝试进行中学乡土校本课程的编写、指导毕业生在教学实习中灵活运用乡土课程资源.     

朱光潜与胡适的新诗理论之争

本文系统阐述了朱光潜与胡适在新诗发展道路上的不同主张,进而指出朱光潜文化保守主义与胡适文化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的对立,最后尝试对中国诗学的未来发展前景作一勾勒.     

五四戏剧论争：以胡适和宋春舫的戏剧观为中心的考察

胡适与宋春舫作为《新青年》的同人,其不同的戏剧观给"五四戏剧论争"带来了"不和谐"的声音,而这也凸显了《新青年》同人内部始终呈现为一种分裂的状态。胡适对《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四号(戏剧改良号)上刊登的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的删改从文献的角度印证了这种裂隙的存在,尽管胡适在尽力弥合宋春舫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裂痕,但是"五四"退潮之后,不同的思潮将他们导向了不同的理论取向。胡适以社会变革为主要诉求大力倡导社会问题剧、取较激进的全面学习西方戏剧,宋春舫则始终坚持戏剧的本体特质,提倡新剧、保留旧剧,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寻求中国戏剧的生存之道。     

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1925年和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这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好友先后游历莫斯科。莫斯科之旅使他们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逆转:徐因苏俄之梦的幻灭而回归自由主义,胡则激赏新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而引起“新的兴奋”。由此,徐胡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论争。徐对俄罗斯文化的“吊古”情愫体现了他的诗人本色,而胡对新俄政治新试验的欣赏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胡徐苏俄观的分歧表征着自由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冲突。在这场思想论争中,诗人徐志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守护者,而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则因心仪莫斯科新政而成为苏俄革命的同情者。胡徐围绕苏俄问题的歧争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     

简评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改革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时期,胡适发动白话文改革并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直至今天这两件事仍颇受争议。正确认识这两项运动对于指导今天的文化、政治仍大有裨益。     

建构文学接受史研究的范式——尚永亮《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的方法论启示

正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比较丰厚的成绩,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增长点。但时至今日,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似乎走到了瓶颈地带,进入了一片盲区,研究理路模式化,研究方法单一化,研究成果同质化。长此以往,不免会让人怀疑文学传播接受研究还有没有出路、有没有意义。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亟待突破和超越。     

周邦彦词在清代的接受—以词人和词论家的接受为考察对象

周邦彦是北宋著名词人,其词在清代为诸多词论家关注.他们在接受清真词的过程中,着眼点主要在于其词史地位和艺术特点.但由于时代的原因和词学观念的不同,接受效果也有很大区别,分别呈现为排斥、赞扬以及极力推崇三种形态.由此也说明了清真词本身就具备极大的认识价值.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以胡适的实践为中心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宣布了一个崭新文学门类的开端,但裹抉在文化转型时代的新诗体式,其意义本身就因“文学革命”、“诗学传统”、“语言使用”、“思想启蒙”等词语而超乎于文学的范畴。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探讨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平行关系,作为研讨的逻辑起点,结合历史背景特别是新诗首位实践者胡适的理论和实践,具体解析白话的使用、新诗的形式、写作的权利、写作的内容共4方面内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立体的研讨中,揭示新诗丰富的历史意蕴。     

试论《青春之歌》的接受史

20世纪50年代至新时期以来,《青春之歌》的接受者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展开解读:社会历史批评立足政治阶级立场,集中探讨小说的主题与思想内容;文本批评围绕文本各要素,对小说的情节、人物及叙事模式加以关注;女性主义批评则结合性别意识与心理分析,从女性话语、知识分子文化心态赋予了小说新的解读空间。     

自由主义与禅——以胡适的禅宗思想史研究为例

以胡适禅宗研究为个案,研究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与传统自由思想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胡适的禅宗研究虽然缺乏思想深度,但他的自由主义理论与禅宗存在关联,胡适要求政治与文化自由,这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主要进展,但胡适并没有意识到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也能找到它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