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人权条款的法制保障

宪法人权从法定权利转变为实有权利需要健全和加强人权条款的法制保障。我国应在立法层面上对人权条款加以具体化,理顺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扩大司法救济的权利范围,扩大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范围等;在司法层面上加快司法改革的步伐,特别在刑事诉讼中加强人权保护;加快制度创新,建立违宪性审查制度、宪法诉讼制度、构建我国人权法制保障的完整体系。     

论职业自由入宪

职业自由虽未在我国宪法上明确规定,但却是劳动权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职业自由是我国宪法上一项"非真正未列举权"。从比较视野观察,职业自由为多数国家宪法所明确规定并载入多部国际人权文献。鉴于我国缺乏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制度和宪法审查制度,为充分保护公民职业自由,宜将职业自由在劳动权条款中予以明确。     

宪法与人权保护刍议--兼评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保护一般条款

我国1982年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了规定,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权保护体系不完整,缺少人权保护一般条款和人权受侵害时的宪法救济手段.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虽规定了人权保护的一般条款,但并没有规定人权受侵害时的救济手段.在论述我国的人权保护体系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权保护体系的立法建议.     

论宪法与人权的关系--兼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的价值与缺憾

宪法修正案二十四条"人权人宪"条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宪法发生史来看,人权是宪法的起点和归宿,宪法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实证法分析,绝大多数宪法都将人权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我国修宪前存在着人权保障取得巨大进步和宪法文本不够协调等问题."人权入宪"将使宪法价值目标更加明确、人权规范逻辑体系更加严密、权利内容体系变得开放完整,使宪法和人权满足了各自理想的价值诉求和制度表达,实现共同进步.同时,修正案第二十四条不能成为基本原则条款略显缺憾.以修宪为契机,研究解决由法律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中的各种问题是目前亟待完成的课题.     

我国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重构 ——以宪法第51条为中心

保护宪法权利是现代宪法的基础,而限制宪法权利又被认为是现代宪法之公理。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是一典型的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该条款初步划定了宪法权利的基本界限,在防止宪法自由和权利的滥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了我国宪法权利保护的落空。为此,需要对该条款设置程序性限制、限制的限制、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以防止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滥用。     

生育权的宪法变迁、规范依据与保护范围

《宪法》婚姻家庭的国家保护条款中，明确夫妻的生育权行使受计划生育义务限制。回顾宪法中生育权相关条款的变迁，生育权应作为未列举基本权利，纳入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体系。宪法上的计划生育义务并不影响生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认定，而是在肯定国家负有婚姻家庭保护义务的基础上，强化计划生育的功能发挥。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应围绕生育权保护展开，明确生育权基本性质、保护范围，为构建科学有效的生育制度提供法制支撑。优化生育政策，应强调失独家庭的再生育保障，回应因恪守国家人口规划义务而陷入生育困境的家庭需求；还应有限放开生育权主体限制，保障公民生育意愿的充分实现。公权力对生育权的干预应以理念转型为先，在实现国家人口目标路径选择上从强调权利限制转向权利保护。     

宪法修改与人权发展

权利的本质是自由,宪法规定的权利称为基本权利,中国宪法关于权利的立宪模式是基本权利加人权兜底条款.人权写入宪法后使基本权利由封闭静态的体系变为动态开放的体系.历次宪法修改主要与经济人权条款有关,这种修改是必要而合理的,修改后的社会经济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但是,宪法关于人权的规范还要进一步发展,建议增加基本人权种类和完善人权保障制度.     

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人权规定之完善

我国政府先后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意味着我国政府对公约中人权条款的认可。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人权规定之间,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比较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现行宪法人权规定的异同,规范和完善我国现行宪法中的人权规定体系,对于完善我国人权法律保障制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基础性的作用。     

两类宪法对人身自由的正当限制与剥夺规定之比较——以逮捕措施为主

英国最早以宪法性文件确立了人身自由保护制度,并逐步得到完善,后被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件确认。新中国宪法以1936年苏联宪法的人身自由保护条款为蓝本,与西方国家宪法比较,存在权利价值本位、对国家权力的信任度等差异,体现出中国宪法在人身自由保护方面的不足。     

论罪犯人权的宪法保障

宪法应该是罪犯人权保障的起点。我国现行宪法已提供了较大程度的罪犯人权保障，但还存在缺陷需要完善。而完善的方向可通过未规定宪法权利的适时增加、某些已存在宪法权利的适当位移、已有宪法权利突破实施困境的路径来进行。     

受教育权性质:国际法与中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宪法权利,国家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义务主体,这是国际法有关受教育权立法的基本精神。而我国现行宪法对受教育权性质的规定则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观,其表述存在着语义与逻辑上的固有缺陷,其立法精神也与国际法不符,不利于我国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对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基础进行重新审视,以便对现行宪法和法律法规做进一步的修改,使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能够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平等就业权简论

平等就业权渊源于我国宪法,是劳动权和平等权共同派生的一个权利,平等就业权综合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人权特征,是一项具有社会性的重要权利。由于对平等就业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我国实体法和程序法中规定得都不够明确,对侵犯平等就业权的行为缺乏专门的机构来监管,所以平等就业权目前仅处于应然状态,没有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很好的维护。要切实保护平等就业权,必须尽快制定并颁布《促进就业法》,设立“平等就业权利保障委员会”,完善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途径。     

美国宪法中财产权的发展及意义

美国宪法发展进程表明,私人财产权在美国立宪时是奠定美国宪政制度的基点,但是在现代美国宪法中,又要将其解释为有限财产权。这表明,宪法保护财产权的基本原则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既有排斥干预的基本精神,又有许可有限干预的合理因素。     

美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宪法权利概述

在美国高等教育与法律的关系中,大学教育和学生的宪法权利保障是最基本的问题。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大学教师和学生宪法权利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联邦法院通过对一些涉及宪法问题的教育案件的审理对全国高等教育政策产生了影响,维护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因此,联邦宪法是适用于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的法源,也是美国大学教师和学生权利保护的主要依据。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我国刑法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和其他定罪量刑原则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死刑条款较多，与现代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机能之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刑法的若干人权保障法条存虚置现象。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对刑法总则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增加人权保障内容；对刑法分则有关内容进行修改，逐步削减死刑条款；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采取刑法之外的综合补强措施，包括推进刑法宪法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程序保障及调整刑事政策等。     

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反思环境权入宪

环境权作为第三代人权,通过立法进入宪法是应然的法律逻辑结果。我国现行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权入宪的价值目标尚存在着模糊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环境权的基础理论和制度体系难以达成共识,单向性的环境权入宪之于中国实践具有不可调适性,这使得我们需要反思现阶段主张环境权入宪主张。环境权入宪是历史趋势,当下最需要做的是为这一理想的实现做好充分的理论和制度准备。     

我国宪法应明确保障公民隐私权

只有间接而无直接规定,这是我国宪法对公民隐私权保障不足。私文化匮乏、泛政治化倾向及科学技术落后是导致这种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隐私权不受侵犯,是克服部门法对隐私权保障不力、平衡权力与权利冲突及承担隐私权保护国际义务的需要。人权保障入宪、隐私权理论研究取得成果、他国已有的成文先例为我国宪法明确保障公民隐私权提供了可能性。     

从《宪法》第十三条的修改谈我国刑诉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兼论我国刑诉法的修改与完善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宪法》第四修正案加强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等基本人权的保 护,《刑事诉讼法》作为《宪法》的子法及“人权保护法”,应该适应《宪法》修改的需要,在人权保护方面有更大作为。公民的私 有财产权保护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西方国家相比尚显不足。本文从比较 法的角度阐释了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在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实践,分析了我国法律规定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以期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