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古代湖南用于赈灾救荒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3种,它们在设立地点、谷米来源、经办人员、所有权及管理发放制度方面都有差异,在饥馑之年多少发挥了赈灾救荒的社会调控功能。     

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古代湖南用于赈灾救荒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3种，它们在设立地点、谷米来源、经办人员、所有权及管理发放制度方面都有差异，在饥馑之年多少发挥了赈灾救荒的社会调控功能。     

清朝至民国时期米禁与商品经济关系探析

米禁是一项重要的赈务辅助措施。清、民国时期十分盛行。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赈灾救灾不无裨益,另一方面有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负面作用较大。同时部分人反思米禁,形成了以经济方式救荒的思想,受历史环境的局限,这一先进的救荒思想很少付于实践。     

民国华洋义赈会河南灾赈述略

民国时期 ,河南灾荒严重 ,在政府救荒不力的情况下 ,“义赈”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不仅国内的慈善人士积极参与 ,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力量也加入了赈灾的行列。华洋义赈会在河南组织了多次灾救活动 ,它先进的救灾理念和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如造林、建桥、修路等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的生活环境 ,对政府救荒确实起到了襄助的作用     

自然灾害与近代西北荒政及社会救济

近代西北自然灾害对社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与政府救助无力有极大的关系。从晚清到民国，中央政府对灾荒的救济力不从心，社会、民间力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救灾重任。赈灾中，以工代赈方式的实施对推动西北公路、水利等设施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太祖与他的家人

通过搜集、整理、考订宋代有关文献资料,在厘清史实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宋太祖的父母、妻妾、子女,以及兄妹、外戚等皇亲群体与宋初政治的关系,并对帝王之家与常人温情的问题做了审慎而正面的探讨。在"家国同构"的传统体制下,宋太祖可能是处理"家""国"关系最明智的一位帝王,这不但将宋王朝带出了"五代十国"动乱的泥淖,也创造了"齐家治国"的一个范例。     

浅论范仲淹的荒政思想及其救荒措施

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在兴修水利、治理水旱灾害等方面做出了不朽的业绩。在杭州发生灾荒时采取的以工代赈措施是救荒史上的一大创举,创办义庄的成功实践也成为后世义庄的开端。本文就他的荒政思想及其救荒措施,略述己见。     

民国时期河南省灾荒救助体系措施及成效

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荒,建立救灾组织机构、制定救灾运作规范以构建救灾组织体系;大力整顿仓储、开展植树造林、重组水利机关和兴建水利设施,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调配散放赈粮、筹集拨放赈款、开展以工代赈,实施灾荒救助措施。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特点是：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虽然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救助成效有限,其原因是：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赈灾过程中贪婪腐败现象严重;农民日益贫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     

关于救荒政策与宋朝民变规模之评说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宋朝是一个唯独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农民起义的朝代。比之历朝历代,特别是经过唐末五代乱世之后建立的宋朝,社会阶级矛盾仍旧非常尖锐。然而,宋朝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在革除唐末五代种种弊端和积极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把救荒之政作为治国安民的首要,并采取了诸如：募饥民、流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募富民出钱粟,赈济、赈贷和赈粜灾民的＂劝分＂制,以及核查赈灾户口调查登记的抄劄制等救荒政策和措施。这些救荒之举措始终贯穿着＂摧抑兼并＂、抑制豪强的思想和方针,并将其落实到实处。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救荒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达到了防止农民于饥荒之时作乱或起义暨巩固其既有的统治秩序的目的,从而消弭了形成全国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农民战争的条件。     

论晚清义赈的历史定位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热情。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

陈澧作为一个讲学著述终老的普通经生,在学术史上并没有像康有为等人能在晚清思想界留有重要轨迹,而钱穆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陈澧单列一章,并且致以＂拳拳向往之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陈澧所处的时代与钱穆相似,即他们都处于学风转变的特殊时代;另一方面是缘于钱穆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陈澧对于新学风的提倡而颇合钱穆＂求人才,转世运＂的殷切之望。     

输血引发疾病案件被告方举证责任探析

输血引发、感染“丙肝”等疾病纠纷案件中，被告如何举证证明自己的供血、输血行为和感染“丙肝”等疾病无因果关系，以及在进行输血过程中遵守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即在主观方面没有过错，这是被告在诉讼中不能回避且力求解决的问题。本文根据被告可能采取的举证途径入手，对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惯常做法进行评析。     

从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脱——以张九龄罢相为中心

“为王者师”,即在专制等级秩序的范围内借助王权以弘道,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优秀士人之基本追求。然而,张九龄罢相事件表明,这种希望以“王者师”的身份弘扬和实践“道”的理想,恰恰是导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退出官场的士人而言,应对困境的策略,是以“心隐”的方式保持个人内在人格的相对完整。     

金堡与逃禅——“以佛菩萨之心为心”

金堡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和僧人。受易代剧变和人生际遇的影响,金堡最终选择了逃禅。逃禅后,与大多数"以忠孝作佛事"的逃禅遗民不同,金堡彻底放弃了儒家立场,转向了佛教人生。他主张"道法不在节义中",用佛法拯救乱世人心,以菩萨之心关怀天下,救助难民。但时人以"遗民之金堡"来衡定"高僧之澹归",对他多有斥责,实在是一误解。     

伯明翰学派文化观念的反思与展望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伯明翰学派便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针对当代文化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于文化的重新定义。然而由于对于民众的过高看重和对现代社会的不清醒认识,伯明翰学派逐渐走向了文化民粹主义的理论发展困境。认识到自身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借鉴其他学派的先进思想,伯明翰学派一定可以走出理论发展的误区,再一次对世界文化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从《左传》看嫡长子继承制与春秋动乱之关系

周代基于商王朝传弟制度的弊端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却并未真正避免争位之乱,除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外,这种制度并未彻底实施也是引起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这种制度未彻底实施的原因有三：嫡长子继承制本身的逻辑漏洞;该制度与人情人性相违背;该制度与现实政治相脱节。     

重“读”《邻居》——反思新时期中国导演对巴赞电影美学理论的误读

通过对电影《邻居》的重新读解,分析八十年代被引入中国的巴赞电影美学理论在指导创作中的误差：并不是运用了巴赞的纪实美学理论就等于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同时长镜头也不全部代表巴赞的纪实美学。当时电影界急于寻找新的理论来对抗电影创作的虚假现象,因而还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巴赞的纪实美学理论就直接套用,造成对巴赞理论的误读。     

寻找·回归·救赎——法国电影《蝴蝶》中“伊莎贝拉”的隐喻

“蝴堞”意象在中西方文化中承载了太多的隐喻。法国电影《蝴蝶》通过一老一少寻找“伊莎贝拉”这样一个简单而清新的故事,有条不紊地将许多人生的哲理编织其中。由于爱的缺失或缺席去寻找,而最终又迷失在所寻找的答案中,在“末日审判”来临之际,似乎谁都是一具待罪之身。然而殊不知在寻找的路途中身心都已在不经意问得到回归和救赎。因为生命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结果,更在于不停寻找的过程本身,意义和价值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展示、演绎以至永恒,一如“伊莎贝拉”短暂却绚烂的生命。     

论凯尔森基础规范的性质

基础规范作为凯尔森法律理论中的核心范畴之一,对于凯尔森所创立的纯粹法理论的作用自不待言。但是,自始至终,凯尔森并没有对基础规范的性质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先是根据新康德主义修正过的康德哲学,认为基础规范是先验逻辑的预设;后来又根据Vaihinger的“如是”（as-if）哲学,把基础规范界定为不仅与现实相矛盾,而且自身也蕴含矛盾的真正的拟制。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凯尔森对基础规范进行先验性论证时脱离了新康德主义的特征,使其原本想为基础规范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的目的并未达到。于是凯尔森不得不对基础规范的性质进行修正,转而求助于Vaihinger的“如是”（as-if）哲学,把基础规范界定为一种拟制。      

从《岛上夜娱》看斯蒂文森对其时代的超越与局限

斯蒂文森虽然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却不完全认同当时社会的一些主流价值观。在其《岛上夜娱》的三篇短篇小说中，他呈现了不一样的白人形象和土著女性形象，颠覆了传统白人的优越感。在探索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基础上，揭示了白人文明对土著人的压迫。虽然小说在某些方面仍被禁锢在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但考虑到社会传统对作家思想的影响，小说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