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二曲讲学生涯与社会教化使命

李二曲的经世意识经历了一个嬗变发展的过程,其成熟期的经世思想主要是以“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思想为重心。李二曲认为讲学的基本宗旨在于“洞识真我”;社会教化之使命则在于“明学术、正人心”;社会教化的实现方式则是以灵活多样而又“循诱各异”的教化和讲学方式为主。二曲“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思想为现代教育和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     

湖北问津书院讲学与黄州地区儒学的传播

在今武汉市新洲区旧街孔子河畔,坐落着一座闻名遐迩的书院——问津书院。自宋末元初龙仁夫创建书院之日起,讲学是其最为主要的活动,而且一直延续,从未间断。龙仁夫传播朱子之学,首开讲学之风。耿定向、萧继忠等人继踵于后,以弘扬儒学为旨归,积极从事书院讲学事业,将问津书院讲学推向高峰。明代末期问津书院讲学虽有衰落,然经清初儒士之共同努力,问津书院之讲学再次出现兴盛的局面。统观问津书院之讲学,传播儒学是其不变之宗旨。问津书院的讲学,带动了黄州地区儒学研究,有力地促进了黄州地区的儒学传播。     

刘源渌遗民情结述论

明末清初山东理学大儒刘源渌,是明遗民士人在民间的典型代表。"一代醇儒,讲学于牟山、潍水之间,不务举业仕进",专注读朱子书。作为明遗,他身上体现出的凛然气节、学问淹通及其生民关怀在社会上形成巨大影响。这就是所谓的遗民情结。他身上没有晚明士人纵诞的习气,而时时"身体力行,敦实务本",他以生民关怀为己任,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学术旨趣、学术成就上,都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堪称学者表率。     

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政治化演变

明代的文人集结,在晚明以前是中国传统的文人雅集和创作学术活动。但在万历后期,文人集结的学术活动悄悄发生了变化,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演变是最典型的代表。同人堂的讲学只是一个开端,东林书院讲学的实际影响,已经超出了书院的本质,将文人集结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形势联系起来。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建立和讲学,则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功利性,是有意识的学术政治化,既为明王朝的延续发展培养应用人才,也为政治斗争构建思想基础,是复社政党化的先驱。     

论明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本文就明代各阶段的文化发展作了剖析,提出了由皇帝直接控制的皇权文化与非官方的民间学术文化两个封建文化范畴,并通过实例考察了它们在明初、盛明,中明、晚明四个阶段的发展,揭示了它们彼此消长互成反比的发展规律,在分析产生这一规律的原因时,论证了过去被文化史研究者所忽视的皇权之巨大能量。作者在论述晚明民间学术文化集大成、经世致用、受西学影响等时代特色后,又从经济、政治、历史等多元角度,阐述了晚明学术文化繁荣的客观条件。     

东林党议视野下雅文学的区域化转移

晚明以降,东林党议祸至明亡,学术领域内呈现出程朱学与王学的激烈对抗.然而,在其影响下的雅文学演进之脉络却异常清晰,即出现了由吴中到湖北,再到江浙三次重心的转移.这意味着在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下,晚明文学的变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矩可循的.     

张岱的晚明党争论平议

张岱在<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中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晚明党争的观点,主要包括:晚明党争的起源、晚明党争的危害、宽宥阉党.张岱的晚明党争论与他的家族渊源、地域政治背景和学术精神密切相关.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清代考据学的启蒙

本文从中晚明一批学者对理学的批判、重视小学研究、强调博学博证、提出初步的考据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阐明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 ,并对清人为何不视晚明考据学为起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

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出现了新的历史转换。清初,经历过明清鼎革之变的宿儒遗民思想影响在学术界依然很大,他们在继续晚明学术风气的基础上,深沉反思现实与历史,积极探索新的学术出路,为清初学术发展开出新格局,展示出明清之际学风发展的时代特征。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

甬上证人书院是黄宗羲面向浙东文士讲学的教学平台,也是他由抗清斗争转向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交流平台。黄宗羲通过证人书院讲学和交流,推动了浙东学派的繁荣和兴盛。浙东学派不仅学术成就突出,而且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也颇有特色。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也与证人书院关系密切。证人书院为浙东文派培养了大量稳定而交流密切的文学人才,即便是讲学活动中止后,依然如此。证人书院的学术导向和文学教育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文派重构文学与经史之学的融通,文学思想和创作具有鲜明的“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中和特色,不仅有力地批判了明“七子”的模拟之文,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观念和主体意识,为清代文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明代的书院与学风

学风,通常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学术界、知识界所形成的治学风气。学风又经常是变比的。时期不同,地理、文化的背景不同,学风也就迥异。当书院在明代由沉寂走向兴盛,对整个学术界、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它就足以成为影响明代学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子了。总结明代学风的种种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书院讲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敢于怀疑,提倡自得明中叶之后,这一学风的形成,是直接针对明初以来固守师说、盲信成见的学术观念,由王守仁在书院讲学中大力倡导并深入人心     

冯从吾与明代关中理学

冯从吾是继吕柟之后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重新振兴了自弘、嘉以来关中地区的讲学之风,而且由于其讲学以心学为主,注重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从而使整个明代关学呈现出一个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发展转变过程。但冯从吾既处于晚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中,而他本人亦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和王学末流脱略工夫的做法极为不满,故又主张以宋儒之工夫来致良知。冯从吾这种会通朱、王,强调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奠定了清初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历史探赜——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

晚明的科技翻译是我国系统地翻译西方科技的肇始，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西学翻译高潮。以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为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来审视其科技翻译实践。晚明时期，内部社会的变革和外部科技的发展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产生的两大背景。翻译学术群体的形成和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保障了晚明国家翻译实践得以实施。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特征，这一翻译实践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并促进国家的振兴与发展。本文通过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的历史探赜，探究与阐释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特征、核心内容和重要历史意义。     

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浙东学术文化陈列"亮相宁波白云庄

适逢浙东学派重要人物万斯同逝世 3 0 0周年之际 ,以反映浙东学派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浙东学术文化陈列” ,于 2 0 0 2年 12月 8日在历史文化名城宁波的白云庄正式对外开放 ,第二届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周随之拉开序幕。宁波西郊的白云庄是中国 17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讲学的地方 ,也是明清浙东学派的发祥地和浙东学术文化的圣地 ,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云庄原为明户部主事万泰的别业 ,后成为黄宗羲在甬期间讲学时间最长、最固定的场所。浙东学派在清顺治年间开始形成 ,先后历经四朝 ,涌现了黄宗羲、万斯大、万…     

王畿与中晚明文学思潮

王畿在中晚明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畿在继承了王阳明“良知说”的同时,又在“良知”的本体和“致良知”的功夫上,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从而为中晚明文学思潮弘扬主体意识、张扬个性精神和倡导自然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随着王畿讲学活动时空的拓展,其“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波及唐宋派、公安派诸多流派及个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畿在对阳明心学“多所发明”的同时,“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     

试论苏轼小品文对晚明小品的影响

苏轼小品兼有魏晋之洒脱和六朝之隽永,而自成一家。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晚明小品文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晚明小品文作家在其中吸收大量的精华。苏轼小品文在题材的生活化、语言的简练畅达、幽默与讽刺、自然成文不拘格套等方面对晚明小品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