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商务版“大学丛书”的策划与运作

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大学丛书”最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现代大学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其策：训与运作体现出自觉而强烈的学术名家意识与精品战略意识，对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仍不乏启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冲突——以“七君子事件”为个案

七君子事件是抗战前一场声势颇大的社会运动,七君子坚持民主救亡,并依法抗辩自救,南京国民政府则有法不依,企图维护其专治秩序.这一事件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表现了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在救亡和民主上的重要分歧和冲突,却以法制形式公诸于社会.南京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最终将七君子无罪释放,抗战初期以七君子为代表的抗日民主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国内外形势的判读与培养现代国民思想的“新生活运动”实践

"新生活运动"之倡导与发动是与蒋介石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密不可分的。蒋介石认为,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一定要从组织国民与教育国民两件事着手,而新生活运动是组织与教育的最佳形式,实为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新生活运动本质是通过强化民众的日常行为,使之符合所谓的礼义廉耻,以达到铲除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目的。这注定了新生活运动是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甚至是反动的。     

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康巴地区发生了三次由本地精英领导、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自治运动。文章从运动领导者的背景、经历、运动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诉诸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地方社会对运动的反馈等几个方面对这三次运动进行了分析,重点是考察这一组发生在边疆地区的自治运动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运动,它们的动因并非源自地方社会的内部诉求,而是由走出地方社会、掌握了现代政治话语、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中任有官职的“新精英”发起的,运动的目标则是与主政康区的地方军阀刘文辉争夺地方统治权。这些“新精英”的政治抱负与地方社会的政治传统并不协调,因此并未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但却与国民政府欲翦除刘氏势力的目标相一致,并进而具有了国家政治层面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