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佛学研究

三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年度工作总结和表彰会上还见到了方立天教授,并聆听了他有关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发言。回兰州后,一直想求先生赐稿,然得知身体欠安,不宜打扰。后先生得知我刊的诉求,欣然同意并让秘书转来《我与中国佛教研究》一文。2014年7月7日编辑部召开统稿会,认为《我与中国佛教研究》一文是先生研究佛学之立场、观点、方法的总结和学术人生之感悟,确定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全文刊发。就在进入编辑程序的第二天,惊悉先生于7月7日9时26分在北京逝世。先生的逝去是我国哲学、宗教学界的一大损失,然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精神将永续长存,激励后人。     

冯友兰关于辩证法思想的反思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８１章是冯先生一生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后所做的总结，也完全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在这一章中冯先生提出了关于两种辩证法思想的问题。与他以前的论述相比较，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明显的发展。冯先生关于辩证法思想的论述，有深远意义，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简评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志向,及对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探索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心理历程,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惟有保持精神独立、自由思想,才能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思想创新。     

哲学史与哲学创新——读《张立文文集》

张立文先生通过梳理中国哲学的发展沿革,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成为和合学创新的哲学方法。和合学是张先生的哲学建构,也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创新。其中,从中国哲学史中体贴出来的三条＂游戏规则＂直接催生了和合学。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慧命继天下绝学 修辞存博大真我──评《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

慧命继天下绝学修辞存博大真我──评《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戴路段德智教授选编的《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无疑是对陈修斋先生的最好悼念！陈先生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莱布尼茨哲...     

优秀的哲学史家必定是哲学家——《中国哲学大纲》与张岱年哲学

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是认为《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岱年先生心目中的中国哲学体系,是他研究综合出来的中国哲学的基本框架;二是根据此书,可以知道张先生心目中的中国哲学的一些特点,并有一些不足之处;最后肯定张先生是哲学家,才可能写出这样优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略论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在恢复学术自信后 ,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 ,探索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新思路。他提出的关于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法等独到见解 ,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认识论断代史研究的新起点——《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读后

陈修斋先生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问世的确是欧洲哲学史研究中的可喜收获。凡是想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要认真学习欧洲哲学史。但文化革命以前的十六七年,国内对欧洲哲学史的研究本身却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需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前代学术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性评述的论著,诸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宗密《华严原人论》、朱熹《伊洛渊源录》、直到黄宗羲主编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这些论著,按不同的时代要求,从不同的思想角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今对哲学史研究仍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古代社会分工和学术分类的局限,哲学还与其他非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浑沦未分,被包容在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天人性命之学”的庞杂体系之中。哲学史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硕果累累

我校历来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改革开放十四年来,尤其在最近几年,无论就其研究的深度,还是从其研究领域的广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有一部分成果居国内一流水平,有的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科研活动心血的结晶。他用自已在解放后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中国哲学,重新研究了中国哲学史。这部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岱年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发微》,是其多年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汇集,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代哲学的几个特点》、《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两个问题》等著     

博士生导师严北溟教授

严北溟教授,湖南省湘潭县人,1907年生。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上海哲学学会和宗教学会理事、副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员,《哲学大辞典》副主编兼《中国哲学史》卷主编等。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理气观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不多见的几个构建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的职业哲学家之一。他继《中国哲学史》和《新对话》之后,完成了一部旨在存亡之际面向人的存在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宏构———《贞元六书》,即他的"新理学"体系。其中,对实际无所肯定或者甚少肯定的理气范畴,在当时乃至今天学界引来的争议也比较多。     

当代中国文化心态的“爱憎症候群”

去年六月,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英文中国哲学季刊主编、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成中英先生来沪讲学。临行前,他对国内有些青年学者把他的观点误解为“新儒家”表示担忧,并希望我有机会替他澄清。近来,朱维铮先生在论文集《断裂与继承》的前言中,提到当前国内学术界的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李泽厚先生否认自己倾向于现代新儒家,但他强调儒学传统是中国文化心理的现实存在,强调儒家已侵入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等,这也被某些青年学者看作是转向新儒家的表现。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张岱年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张岱年先生以国学大师、卓越的中国哲学史家著称于世,但他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他是哪一门派的哲学家,则鲜为人知,谈到这个问题的文章也较少。我历来非常尊重张先生的道德与文章,特别是对于他的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信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