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基于范畴表与动机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列举了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它们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感性论。但康德没有直接说明这四种概念的排列原则,以及为何是这四种概念。借助范畴表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可以对理解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四种概念的逻辑关系呈现出范畴的秩序：道德情感、良知、人类之爱和敬重分别是从量、质、关系和模态的范畴来展示人在意识到道德法则之后的心灵活动。同时,《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感性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在内容与论述的逻辑顺序上都是一致的。后者的论述提示了康德为何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恰好提出这四种概念。不过,《道德形而上学》是从道德禀赋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实践理性批判》是从动机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然而,由于敬重体现了理性与意志本质的关系,因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诸动机”中实际上只强调了敬重这一种动机。这种理解也对敬重能否直接驱动道德行动的问题带来新的审视角度。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道德律为何要像自然律——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知识的关系

康德重建形而上学的路径就是通过划界来区分开知识领域和实践领域。按照这样的方式,上帝和灵魂等在知识领域中被否定的形而上学理念在道德领域中被重新构建起来。因此理论理性是必然的,而实践理性则证明了自由。然而,这两个理性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同一个理性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在知识论和伦理学领域中都可以发现其理性主义根基,因此康德才提出“自然世界是理智世界的模型”以及“道德律要像自然律”的命题。康德的三大批判体系是相互融洽贯通的,共同构建出一个理性大厦的完整框架。     

康德“以人为本”理论的确立——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探索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开启了“以人为本”理论的研究.康德以“先验论”的内涵和系统说明“以人为本”理论,通过“人是人”这一最高本质展现“以人为本”的科学价值思想.康德通过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把“以神为本”的理论扭转到“以人为本”的理论上来,同时联系理性、自由、道德和信仰等问题说明“以人为本”道德价值在“实践理性”中的实现.康德特别强调信仰的道德价值属性,开辟了“以人为本”理论研究的新方向,真正体现了哲学的“以人为本”理论的文化精神.     

关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问题

本文针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讨中存在的歧误,指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著作并不限于《道德形而上学》,而且还有《永久和平论》等几个短篇著作;通常被视为“道德形而上学”著作的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并不属于作为未来形而上学之一部分的道德形而上学本身,而是和《实践理性批判》一样属于批判哲学的范围;《道德形而上学》并不是回到了“通常的道德理性知识”,而是本身就是纯粹先验的形而上学原理;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关系只是一者是基础的奠基,另一者是在所奠定的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的形而上学大厦的关系,两者并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康德伦理学的奠基——以《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为中心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著中,他试图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从而为道德命令的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在这一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推演中,包括三个主要的理论环节,即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由通俗的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由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为康德伦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德关于科学形而上学的思想

形而上学在康德哲学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康德是否承认有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些问题涉及到对整个康德哲学的评价。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一、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涵义 对康德的“形而上学”的不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其涵义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因此有必要弄清其基本涵义。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涵义有两种:第一种是“先天的”意义,即指形而上学是关于一切先天知识的原理、范围、界限的学问。这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中论述的。康德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形而上学知识的原理(不仅包括公理、也包括基本概念)因而一定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也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之为“纯粹哲学＂——对罗中枢教授观点的补释

罗中枢教授关于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指纯粹哲学或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独到,但也使人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如果“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那么,康德为什么在追问“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时,还要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其次,如果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罗教授的观点作一补释,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力图解答上述两个疑问。     

赫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明,在本质上揭示出“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康德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康德哲学,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其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于其伦理学中的“卢梭式革命“则似涉足不够;这大概是和人们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以及把康德哲学的产生主要看作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这样的定势思维相关。其实,就康德本人来说,他向来是不主张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的;相反,在其整个“批判哲学”中,“人是什么”等道德本体论问题倒是一直被摆在首位的;其中尤以实践理性优先权的确立为最。换句话说,“实践理性优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旋律,整个康德“批判哲学”就是为说明这一主题的。因此,若要真正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康德哲学,就必须捕捉他的“实践理性优先”这个思想。     

康德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康德哲学,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其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于其伦理学中的“卢梭式革命“则似涉足不够;这大概是和人们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以及把康德哲学的产生主要看作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这样的定势思维相关。其实,就康德本人来说,他向来是不主张把哲学等同于认识论的;相反,在其整个“批判哲学”中,“人是什么”等道德本体论问题倒是一直被摆在首位的;其中尤以实践理性优先权的确立为最。换句话说,“实践理性优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主旋律,整个康德“批判哲学”就是为说明这一主题的。因此,若要真正全面地、准确地把握康德哲学,就必须捕捉他的“实践理性优先”这个思想。     

康德的“自由”本体论

康德通过实践理性对自由的假设确立了自由的本体论意义,形而上学的性质发生了由“实在”（认识论的）向“理想”（价值论的）的转变。康德变革形而上学的传统而成为“道德形而上学”,“自由”就成为道德形而上学唯一能够由实践理性论证的本体论范畴,纯粹哲学的自由本体论是有限的本体论。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论定了人类理性的有限,另一方面辨护了宗教信仰合理。之后的黑格尔通过辨证法赋予理性以无限的能力,完成了整个形而上学彻底地哲学本体论的任务,与此同时,自由本体也消融于“绝对理念”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在对德国思辨哲学唯心主义宗教倾向的彻底批判中,在继承康德自由本体思想的同时,找到了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社会实践批判,从而彻底摆脱了自我异化对宗教的虚假的依附关系,自由本体就得以在真正人道主义的意义上确立、完成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实践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从普通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

康德在理论理性中发动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这只解决他终生思考的两个问题中的“天上的苍穹”这一个问题;为了解决剩下的“心中的道德律”这一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实践哲学领域内进行一场不亚于知性领域内的革命.为了实现实践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成功,康德认为有必要先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定基础,把真正困难的部分单独加以解决,从而获得一个中心之点,也就是从普通的道德理性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建立道德的最高原则.     

康德“物自体”概念之再考察

关于"物自体"的理论贯穿了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大量谈及了"物自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关于"物自体"的理论既是其认识论止步的路标,也同时开启了其通往伦理学的通途。对康德而言,这个概念的界定最终也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命运。本文试图阐明康德对"物自体"概念的界定,分析康德从何种意义上得出"物自体"的概念,并试着说明这一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提出的意义。     

论康德“自然目的论”之意义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是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就开始构思好的“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康德限制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实际上意味着为“目的论”留下了余地.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属于自然,就“自然合目的性”来看,可以说人是一个“目的王国”的成员,是一个“追求幸福者”.然而,人还是“有理性者”,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王国”的成员,而且是“道德王国”的成员,不仅仅是“幸福追求者”,而且更是一个“自由追求者”.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者,以至善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在“目的论”意义上说,“道德一自由”的王国是一个单纯的“目的王国”,它无需靠外在手段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理性”具有优越性.     

康德的“理知世界”解析

“理知世界”是康德根据理性的理念所形成的实践法规而设定的一个道德世界,它只能从“超验理念”的角度而不能从“先验理念”的角度来理解。“理知世界”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三部分论证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时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理知世界”使康德走出道德律和自由相互归因的恶循环;第二,“理知世界”论证了“定言命令”何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