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房”概念的语义区分

本文对反映汉族亲属关系本质的“房”概念进行了反思，指出传统“房”在语义上先天地包含着一个纽结：它既可指称父系血缘的单元性分支，又可指父系血缘的复合性分支。笔者建议引入“房族”这个辅助概念，用“房”指称单元性分支，用“房族”指称复合性分支，以便消除“房”的语义纽结，动态地了解宗族发展演变的一般过程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彼都人士”：以城市空间视角审视西周时期的宗族居所与宗族交际

西周时期王畿地区诸个城邑经常成为宗族聚居的中心地点。不论是出土铭文材料还是考古遗址均显示,在西周中晚期,围绕西周几座重要的都城形成了一批带有鲜明城市特征的宗族聚居区,如“奠（郑）”“丰”和名为“周”的岐邑都是西周时期容纳多个宗族聚居的重要城址。这种城市中的宗族聚居现象通常与西周时期迁徙宗族分支前往服务王室的政治、行政需要有关,这批生活在城市中的宗族分支与大宗本家仍保持宗法层面的关系,却世代承担着王室分派的行政职守,甚至这些同居城市的分支宗族之间亦通过婚姻形成了一个贵族社会网络。引入城市空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内的宗族交际,反映出西周时期的城市固然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及行政功能,城市也因为提供了宗族分支的居所而成为了宗族社会重要的生活及社交空间。     

“彼都人士”：以城市空间视角审视西周时期的宗族居所与宗族交际

西周时期王畿地区诸个城邑经常成为宗族聚居的中心地点。不论是出土铭文材料还是考古遗址均显示，在西周中晚期，围绕西周几座重要的都城形成了一批带有鲜明城市特征的宗族聚居区，如“奠（郑）”“丰”和名为“周”的岐邑都是西周时期容纳多个宗族聚居的重要城址。这种城市中的宗族聚居现象通常与西周时期迁徙宗族分支前往服务王室的政治、行政需要有关，这批生活在城市中的宗族分支与大宗本家仍保持宗法层面的关系，却世代承担着王室分派的行政职守，甚至这些同居城市的分支宗族之间亦通过婚姻形成了一个贵族社会网络。引入城市空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内的宗族交际，反映出西周时期的城市固然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及行政功能，城市也因为提供了宗族分支的居所而成为了宗族社会重要的生活及社交空间。     

论江头洲周氏族谱及其家族史的文化边陲意蕴

族谱是后代寻根认祖的依据,修谱建祠是为了提高、展示自己家族崛起、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是为了提高宗族声誉和本族在周边社会空间中地位的现实需要。在周氏家族的宗谱祠志上,具有深层的文化边陲意蕴,从中可以看出昔日宗族组织的表现形态和族众的旺族意识,更是传统文化边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并接结构",体现族群文化基因的内部转型。     

19世纪前期徽州宗族的日常生活——以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前期,位于徽州府祁门县三四都的汪家坦黄氏宗族形成了孟、仲、季三大房的基本结构.伴随着人口增长、过继、分家,宗族内部的结构趋于复杂化,但三大房的基本格局始终未变.黄氏宗族以“义伦公祀”的名义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包括出拼山林、出租水碓股份、投资会社等.在获取可观收入的基础上,开始不断兴建住宅,并进行阄分.这些黄氏宗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该黄氏族人在此段时间内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选择黄氏宗族成员这一群人为中心,探讨村落区域范围内的社群生活并不会忽略个体的存在;毫无疑问,个体的生活正是在其中展开的.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的房长及其权力

房长是族长之下徽州宗族领导层的重要成员,根据宗族内部分层管理的制度设计,他们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对所在房乃至宗族的内部管理和运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房长的权力主要包括族内行政事务管理权、族内经济生活监督控制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房长尽管拥有权力,但若玩忽职守、发生闪失,要负一定的连带责任。对过失房长等宗族领导层成员的惩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沿着稳定有序的轨道向前发展。     

徽州宗族的家规研究——以休宁县茗洲吴氏家族为中心

徽州地区被誉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明清以降,徽州家族为强化宗族凝聚力、加强家族控制、整肃家族秩序,多以当时占思想主流的理学为核心,同时参照朱熹《家礼》,制定了既包含三纲五常思想,又具有本地"时俗"的家规。因此,在徽州宗族的诸多家规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进行解读,对于研究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朱子之学,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之作用。     

曹家八旗或有同宗--曹尔斌、曹尔和、曹尔素资料简识

通过对新发现的关于曹尔斌、曹尔和、曹尔素等人相关资料的初步分析,推证曹雪芹家族在八旗中或有同为“尔”字辈的同族宗亲。这为寻找和证明曹雪芹家族在关内的宗族源流,或可提供一条新的探索路径。     

试论乡土建筑作为文化寻根的重要途径

持续高烧的"文化寻根"不是"寻根文学"所膜拜的西方现代主义,全球化促使"文化寻根"正视家谱学尤其姓氏学,只有走进真正的乡土建筑中才能寻见"文化"之"根"。以祠堂(含牌坊)、庙观、戏台为代表的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乡土意识"物"的凝固,印证着宗族、宗法、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儒家道统,是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之有形外化。乡土建筑存留家谱,镌刻姓氏,因"土"而"乡",最具中国性与中国质,破浪于国际传播之潮头。文化寻根必须摈弃"他者"的旁观视点,唤醒文化自觉,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建构国家文化战略。     

论魏晋南朝的忠孝实践——以阳翟褚氏为例

忠孝取舍孰先孰后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弃忠从孝是当时社会的趋势和需要。阳翟褚氏在这一时期屡屡背信弃义违背＂忠＂的道德却又信守家族＂孝＂的传统,是当时忠孝实践观的集中代表。     

慈禧家世史料——《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再论

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填补了长期以来对慈禧太后父系家族世系无考的空白,再次证明所谓“慈禧复仇”问题是不存在的,它续写与增补了传统叶赫那拉氏家族史料的缺失,丰富了对国内叶赫那拉氏家族源流、分布的研究,同时,《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所记喀山家族人物有关官职、勋绩等内容亦有助于对其家族的正面评价,从而拓展了叶赫那拉氏家族史的内容及研究领域,是叶赫那拉氏家族史料的重要发现.     

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以福建永定县《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族谱作为一个宗族的象征,它以血缘传承为纽带,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构成了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时它关于族人生卒年月、科举、婚姻以及移居的记载,又反映了家族发展和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本文以《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中的有关记载为分析内容,以高南江氏世琥系心学支派为考察对象,通过该案例的分析,以地方宗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继嗣群体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来理解大历史背景下的区域社会变迁。     

社会角色转型与生育水平变动

基于文献研究和走访调研,运用对比分析方法,考察了社会角色现代转型对人口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认为:社会由静态封闭的传统乡村转向开放流动快速变革的现代城镇,这一变迁带来中国人社会角色整体性的根本转型:由群体转向独立,由"家人"转为"社会人",由"熟人"社会转换为"陌生人"社会,社会活动由个体素质主导取代了血缘和宗族的规模依恃;女性则由依附从属性角色走向独立自主。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低生育水平社会的自生成机制,因而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将难以逆转。     

试探“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对应的源起———兼论梁启超和郭沫若的性别理论的影响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史学者引介西方女性主义的“公私二元批判理论”,目前该理论已成为我国现代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接受“公私二元论”的关键是“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的对应,二者之所以能对接起来,除了“二元划分”的形式契合这一原因,亦是我国性别理论的累积结果,关键步骤有两个：一是20世纪初以粱启超为代表的学者们,在秉承“家国同构”、“女正国治”的传统政治理念的同时,有意忽视女性传统的实际经济贡献和政治经济功能,将具有丰富政治含义的“内”转化成现代经济意义上的“非业”（非薪酬工作）;二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激进学者,在依照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不得不压制“个体家庭”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独特重要性,从而使古代中国明显的宗族社会形态与该理论中的基础概念“个体家庭”并存不悖。这两笔性别理论的遗产,有可能是“公私”与“外内”对应的源起,亦是“公私二元论”成为我国性别研究“重要分析工具”的理论铺垫。     

苗族古歌中的土地与土地居住权

苗族的村寨居住权和土地所有权是苗族在迁徙和开拓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历史过程需要借助于苗族古歌所演唱的内容和族群记忆。苗族古歌中的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各族群或家族对土地居住权的竞争,随着人口的繁衍,苗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地继承和交换体系。苗族古歌中所反映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家族和姻亲网络基础之上的,土地的继承依靠"父亲-儿子"之间的父系传承,而交换体系是一种作为"礼物"的"姑娘田",随女儿进入婆家,又随姑妈之女的还娘头回归舅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苗族原有的土地交换体系,从而出现土地交换的两重性格局,既有作为礼物的土地交换体系,又存在作为财富的土地货币市场。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广州陈家祠的社会学意义

在文献史料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广州陈家祠是一个集祠堂、书院、会馆于一体的建筑。这三种性质的东西汇合在一起体现了一个社会伦理的深层结构——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层伦理关系,反映出广州陈家祠在近代广州以及广东具有的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论过山瑶的挂灯仪式——来自广西河口的人类学调查

挂灯仪式是广西河口地区最具过山瑶特色的仪式活动。挂灯仪式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家庭或家族这类共同体层面上,对于个人而言,挂灯可为民间信仰的入教仪式。可以说,挂灯仪式强化了过山瑶对地方社会和族群共同体的结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