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进化论：新文学史叙述的生成

新文学史的研究者们用来证明新文学的合法性和必然性的,最初是文学进化论的观念.本文追溯了五四时期进化论如何成为知识界的常识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变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那些对新文学所作的进化论式的阐释如何重建了文学史的"秩序"和"分期".     

《小说月报》的改革与五四新文学的发展

《小说月报》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大型文学月刊.沈雁冰担任主编后,对《小说月报》进行大胆改革,使之成为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新文学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小说月报》的改革成功,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理念的变迁及其成因——以1950年代的四部文学史著作为例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四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这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书写理念可以概括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将文学存在视作政治元叙事的表述工具,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广到文学史的阐释之中.这种文学史观念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作者怀着真诚的政治热情,试图运用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去研究新文学史,但是理解未必很透彻、运用未必很圆熟,而且受流行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现实政治规范的制约,因而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今天回顾这一段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现象,人们可以从得失成败中获得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与启示.     

跨学科视阈下"小资"形象研究的新成果——评郑坚新作《吊诡的新人》

<吊诡的新人>是郑坚研究新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的博士论文.依照一般的阅读经验,它应该是一部较为纯粹的专题文学史论.在此类著述的常规理路中,大抵是以新文学史为线索,以小资形象的构建、嬗变、审美特质的阐释作为聚焦和框架的.     

《小说月报》的改革与五四新文学的发展

《小说月报》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大型文学月刊。沈雁冰担任主编后，对《小说月报》进行大胆改革，使之成为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新文学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小说月报》的改革成功，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抗战文学初潮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兼论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在中国抗战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抗战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悲壮而辉煌的一章.其前奏曲究竟起于何时何地,是抗战文学研究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史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新文学史家都认定抗战文学是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一起发生的;到了80年代,又有一些新文学史著作认为"东北作家群"在"九·一八"以后的创作是抗战文学的先声.其实,这些结论都有违历史真实,因为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只有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才真正是抗战文学的初潮与先声.     

试论科学主义意识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章从时代背景、文学史、文学审美观及语体形式诸方面阐述了西方近现代科学主义思想对五四新文学的发育生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认为狂飙突进的新文学之内核乃是科学这一元素。     

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与检讨

台湾新文学史的叙述向来难摆脱民族、政治的纠葛，或以政治上的反共、解严为依据，或以文学思潮上的写实、现代、后现代为依据，或以文学社团的成立为依据。本文仅对目前可见的几种分期，加以描述，并略做检讨。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分期，不应该被简单划分为一个殖民统治时期，目前较普遍的一个分法，是将日据台湾新文学划分为三阶段，第三阶段从1937年中日进入战争前夕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几乎没有异议。战后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各论者亦有不同的看法及理论依据，最为常见的是以十年为断的分期法。唯每一种主观的论述，各照一隅，互有得失，台湾近百年的新文学究竟该如何分期、如何叙述，有待于作进一步反思。     

楹联与新文学关系建构及方法论转向的范本——以《楹联传统与中国新文学》为考察对象

新文学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很深,因而长期以来研究者习惯于从"西方"资源中探索新文学的文化渊源,而《楹联传统与中国新文学》则跳出这种研究模式的束缚,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发现了楹联与新文学之间的潜在关联:楹联传统不仅影响了新文学作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且对新文学的主题意蕴阐释、艺术表达及叙述结构的建构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对于楹联文化的认识偏见,重构了楹联的文学史形象,拓展了对于新文学文化渊源的认识,对于今后的楹联与新文学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

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文学不是等同的概念.新文学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而现代文学则始于20世纪初,因为从20世纪初至1917年文学革命以前的文学中已经出现了与新文学的主要特征相通的因素.与此相关,本文对于把1840年至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作为"近代文学"的文学史分期法也提出了商榷.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新文学史的另一视域:编辑出版

编辑出版行为是新文学文化“现代性”的表征之一 ,而文学发生系统决不单纯是文学一元的自足状态 ,它必定牵涉许多与文学有关的元素。编辑出版行为就是众多有活力的元素中至关重要的一种。由此可见 ,中国新文学史还有另一视域 :编辑出版     

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一些学校先后开设了中国新文学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进入了草创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文学史作为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总体上由原来的个人撰史转向合作治史.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构想的提出,意在打通近代、现代、当代的界限,影响了文学史的编撰.随着学界对于此构想的质疑与反思,酝酿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新的突破.     

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围绕初期新文学的评价

二三十年代围绕初期新文学的评价 ,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文学史思维模式 ,其中胡适以文学随时代变迁的进化的观念为新文学寻找立身的根据 ,梁实秋以人性为标准并从共时的角度反思新文学的缺失 ,周作人则试用历史循环说来追溯新文学的源流。其后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也全面介入对新文学的评论。多种文学史观的初步建构并彼此形成互动互涉的对话关系 ,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史写作 ,逐步推进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建立     

司马长风与尹雪曼的新文学史书写之比较

司马长风和尹雪曼的中国新文学史书写是两条时有交叉却又渐行分离的相交线。他们都是在而立之年离开中国大陆,在知天命之际陆续收获新文学史书写成果。但受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和知识分子场域等因素影响,两位新文学史家表现出不同的关注重点。前者构筑了一种非功利性的浪漫主义抒情基调;后者则立足现世,以诚恳真挚的观照态度在官方和个人话语间游走,并最终确立多向性的文学追求。论文以司马长风和尹雪曼的新文学史著作为基点,分别从写作体例、审美原则和对"民族性"中心的阐述三方面入手,以期探析二者于共性游子情怀背后不同的美学位置选择。     

苏雪林与中国新文学学科的创建

在“中国新文学”走向学科化的链条中,除了朱自清、杨振声、王瑶、沈从文等人外,苏雪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她自1932年在武汉大学开始接手沈从文留下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在诸多困难之下,一直坚持了六年,直至抗战爆发武大迁川.她撰写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稿,内容翔实,体例规整,成为自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至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之间的重要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系》模式的史学反思

<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影响其编写格局的形成.在编写结构和分期阶段的划分等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未能走出<大系>所确立的框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延续了<大系>片面关注新文学的写史方法,导致其他形态的文学无法入史,存在史学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重新调整学科意识和史学观念,才能突破既有的写作模式和学科发展的种种桎梏.     

论穆木天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文学史”价值

本文在对既有的新文学描述的质疑中重新认识穆木天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文学史”价值.文学革命倡导中的“意识形态”泛化,导致新文学初始期非文学之流弊,这在本世纪中国文学中有突出的表现.穆木天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切中这一弊害,虽在当时未产生影响,但因其“合理性”,在尔后的新文学发展中得到历史的回应.文章通过穆木天的个案分析,建构新的“文学史”观.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与新文学秩序的重建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作为新文学理论建设的组成部分,由他引起的文学论争不仅仅是文学观念的讨论,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重建,它既校正了"五四"文学的流弊,对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制衡和互补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革命的意义和文学的现实力量,使文学批评脱离主体感受而走向学理化.梁实秋所倡导的文学理性、文学道德和人性论虽被文学史误读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但他对新文学的反思和重新定义却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