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森林进入权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林权成为森林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关键词.林权作为一种私人财产权,能够增加社会力量造林和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其效果自不待言.然而这种将森林资源完全私有化的做法,忽视了森林资源的社会价值,比如提供给公民休憩和娱乐的场所以及基本生存的能量来源的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林权,为森林资源利益攸关的其他利用人提供其合理利益的保护十分必要.国外立法上设置了森林进入权(森林逗留的权利),对于在这一领域的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尚存空缺的中国来说,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论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及启示

公众共用物起源于古罗马法,其在英美法系国家之英国得到专门化规定。英国公众共用物法律不仅对其共用物进行明确定义,并构建公众共用物进入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公众进入共用物的权利。这种公众进入权不仅是一种法律权利,更是一种习惯权利,是公众共同使用的权利。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启发我国公众共用物法治构建应突破传统私法的规制,在构建使用制度时应符合我国现实需求与法律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取向,有效缓解公众共用物悲剧的发生,保障公众的使用权利。     

论公众共用物共享权的分析路径

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提供了认识公众共用物共享权的两种不同路径。个人主义方法论从微观角度分析个人的行为选择,认为共享权是“作为个体的公众”享有的个体性权利;整体主义方法论从宏观角度认识公众共用物的基本属性,认为共享权是“作为整体的公众”享有的整体性权利。公众共用物共享权主体的不特定性、开放性,客体的公共性、共享性表明它是一项新兴的非排他性权利。这一权利特性决定了应当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论研究公众共用物共享权,其中,个人主义方法论体现在依据“生态人”假设、“请求权”理论与法律经济分析等方式研究共享权;整体主义方法论体现在对公众共用物的类型化研究与对共享权的综合化保护。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论有利于了解个人在公众共用物中的具体需求以及借助个人权利体系予以保护,有利于从整体观、系统论的角度保障公众共用物的持续供给。     

论公众共用物的可持续供给

作为公众共用物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通常遭遇两大悲剧：因过度使用导致品质减损的“公地悲剧”与因过度排他导致数量（范围）减少的“反公地悲剧”。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公众对公众共用物享有直接的、自由的、非排他性使用的权利。公众共用物的品质减损与数量（范围）的减少将造成对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的侵犯或限制。鉴于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的综合性,应当借助公权利体系与私权利体系予以综合保护。针对品质减损的悲剧,在私法上,可借助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衔接实现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的间接救济与直接救济;在公法上,可通过解释宪法权利与行政法权利促进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的保护。针对数量（范围）减少的悲剧,在私法上,可通过确立“公众共用物”制度、完善“公共地役权”制度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予以保护;在公法上,可借助公民基本权利—国家义务或国家目标条款—国家义务的路径,防范公权力部门对公众共用物的侵占,并督促国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可持续供给。     

公众共用物概念辨义 ——环境法语境下的构建

公众共用物概念的权利指向、主体指向、客体指向和利益指向凸显了鲜明的环境法学科特点.在环境法学中有必要客观全面地界定公众共用物,并对其进行分类.公众共用物是指任何自然人或组织、团体可以自由、平等使用的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将其分为自然共用物和人工共用物,有体共用物和无体共用物,生存共用物和发展共用物.     

论公众共用物语境下政府角色的法律定位

在现代社会,供人们使用的公众共用物在不断地受到挤占和减损,公民的公众共用物使用权不断受到侵害。政府作为公众共用物的主要提供者,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其在公众共用物中角色的法律定位提供了理论基础。构建公众参与的法治政府,让公众和政府共同承担公众共用物的保护责任,可以让政府行为在公众共用物的提供和使用中更多地体现公众对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的利益需求,使政府行为在谋求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好地提高服务质量和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     

论公众环境权的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是公众环境权的核心特性。为适应环境权理论的纵深化发展,除了从外部视角审视环境权的属性、内容、定位等特征之外,应当从内部结构对环境权本质特性予以剖析。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导致生态环境治理受到外部性理论与搭便车效应的制约。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公众共用性,既有的环境权利理论应当接受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两大特征的改造。公众环境权的非排他性体现在主体的不特定性、客体的非拥挤性和内容的共享性等方面。将公众环境权理解为公众对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生态环境享有的非排他性权利,意味着可从保障权利主体的非排他性与客体的非拥挤性两个面向来实现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     

基于进入权的公司治理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创新思想等非物质资本及企业环境的高度动态变化也成为企业的关键资源。掌握进入企业关键资源的权力意味着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对关键资源的进入权做合理配置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基于进入权的企业权力理论

传统的权力理论强调物质资本所有权的至高无上,而今在知识信息经济条件下,关键稀缺资源由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创新思想、机遇等非物质资本及企业环境的高度动态变化,掌握企业的关键稀缺资源的进入权则意味着掌握了实际的控制权。对关键稀缺资源的进入权配置的最优化则意味着企业价值最大化。     

进入权理论视角的创新型企业共同治理研究

创新型企业治理关键在于对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激励与品牌声誉资源的维护.以进入权理论为基础构建创新型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通过剩余收益权分享、剩余控制权配置、风险共担、分工与授权等几个方面实现公平与效率.合作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共同治理机制可实现企业内资源配置的均衡与稳定,能够对研发人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有效激励,对品牌声誉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维护有助于保持企业的资源完整性.     

公共物品供给视角下我国现行高等教育 资助政策研究

高等教育公费制度改革以后,学生开始承担部分费用,由此产生了经济困难学生群体,教育资助政策也应运而生。教育资助政策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对公共物品排他性标准的科学界定避免了教育资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政府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是实现供给方式最优选择的关键。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很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需要农民合作才能解决,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践为研究农民合作难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84个行政村的调查,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项目因素后,影响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社区特征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对集体行动没有影响。相关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理性回归之路——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分析

考察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变迁,可梳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依据农村义务教育产品的公共性偏向,细分为五个不同时期加以审视,发现它经历了一条由“私人性长期发展——私人性松动低层次公共性实现”的第一次自然回归和“低层次公共性发展——公共性松动公共性再次确立”的第二次理性回归组成的漫长回归路。     

突发公共危机条件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研究

突发的公共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会导致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给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在危机条件下,政府供给是公共物品提供的主要模式,但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会引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和供给效率的低下,而单一的市场供给模式又具有盲目性和短期性的特点。因此,建立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相结合,以政府供给为主导,市场供给相支撑,政府、企业和社会第三部分参与的多维的供给模式显得十分必要。     

用益物权视角下的信托受益权

信托受益权的法律性质是信托法的重大问题,对此问题国内外理论界都存在多种学说且未形成主流观点。目前主要存在物权说、债权说、折中说等不同观点。从物权相关理论以及信托内涵分析,信托受益权具有对抗性、支配性和追及性,并且规定为物权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可以将其纳入用益物权中,作为一种新型的、特殊的用益物权。     

文化权利视野下的文化遗产权初探

文化权利是随着人权理论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人权,内在地包含了文化遗产权的某些方面,但文化遗产权概念的提出突破和发展了传统文化权利的内涵。文化遗产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具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正当性,是指特定主体基于对特定的文化遗产的某种利益或者与特定文化遗产的某种联系,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对该文化遗产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以及传承和发展的一种复合权利。文化遗产权是公益权与私益权的统一体,其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全人类3个层面,客体是具有特殊资源属性的文化遗产,内容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接触、欣赏和保护权,传承权和发展权,开发利用权和参与管理权,所有权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等。     

基本权利理论视阈中的劳动权规范领域

确定劳动权的规范领域是劳动权保障的先决条件,只有规范领域内的劳动权才受保障.劳动权规范领域与劳动权保障程度密切相关,规范领域越广,国家侵害的可能性就越大;规范领域越窄,国家侵害的可能性就越小.劳动权规范领域的确定需借助宪法诉讼、宪法解释,中国语境下宪法解释更具意义,在策略上宜实行“分层的二元解释”,对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实行“扩张解释”,对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实行“限缩解释”.具体而言,“对人的主观规范领域”和“对行为与内容的客观规范领域”共同构筑了完整的劳动权规范领域.     

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政策

依据公共管理理念,诠释了公共管理的基本范式,并对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最后探讨了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作用与功能.在公共管理视角下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有利于对公共政策学科做深层次的了解,特别是对于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质量与执行效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公共治理视域下政府行为与公众响应的演化博弈

公共治理强调公众的主动参与意愿,其有效性取决于政府和公众二者演化博弈的结果。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剖析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公众的行为逻辑,构建群体视角下的政府和公众行为演化模型,并通过演化博弈的方法对双方的行为进行说明,从而提出正确引导公众参与、控制政府公共治理成本、建立公共治理惩罚机制等对策建议,为政府公共治理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