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勘验与神明裁判

现场勘验与神明裁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取证方式,前者是现代的法律术语,后者则很自然的让人联想起阴森的中世纪法庭。然而,这里所指的没有时间上的差别,只是空间不同。本文试将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证据制度做一比较,从中剔出精华,以飨读者。封建时代办案,偏重犯人口供,因此,刑讯逼供便成为封建法律正式认可的一种审讯手段。一旦口供到手,便可定     

侦讯逼供论

逼供是证据形成的巨大威胁,使嫌疑人不得不招供。现代法治重视口供的自愿性。侦讯需区分刑讯和逼供。逼供是不可避免的法律行为,不能用理想标准衡量,而需用"非任意性自白排除"等规则去限制。这些规则是调和法律矛盾的产物,有助于口供自愿性的认定。侦讯附带的心理"痛苦",不等于刑讯。逼供的合法性,关键在把握自愿之度。侦讯心理逼供之技术,需研究犯罪心理痕迹的激活、催眠暗示等。其心理唤起,会形成逼供情境。逼供行为的合理性,需辨别"精神逼供"中的"精神刑讯"。排除"精神刑讯",除了法律规则,还需智谋运作。侦讯智谋,需借势而为,以势逼之,以险胜之。     

唐宋刑讯制度传承演变考论

唐宋变革之际,中国古代刑讯迈向制度化并日渐完善。其间,刑讯制度经历了由唐、五代入宋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刑讯制度表达上,唐宋刑讯工具规格、刑讯程序条件、对象条件、限制条件及司法官非法刑讯责任制等皆历经传承演变。在刑讯实践与观念方面,唐宋刑讯实践呈现出与制度表达相背离或契合的多维面向,刑讯观念亦悄然变化。刑讯制度表达的传承演变、实践的多维面向和刑讯观念的变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唐宋刑讯制度传承演变的独特图景,这从细微层面反映出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历程。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特征、成因与禁用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具有合法性、条件性、主体性、规则性、部位性、例外性和责任性等特征.当时的"慎刑"思想、民众对刑讯制度的普遍认同等原因使我国古代刑讯制度成为古代东方法中最完备的刑讯制度.为彻底消灭刑讯这一刑事诉讼的顽疾,应从根本上铲除刑讯产生的源头.     

民国时期的刑讯逼供治理

民国时期,政府三令五申,明确了废除刑讯逼供的基本方针。在具体措施层面：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自白排除规则,试图在诉讼内规范司法官员获取被告口供的方法,并遏制司法官员刑讯逼供的动机;呈诉机制为受刑讯者提供了获取诉讼外救济的机会,也使政府有了获知刑讯事件的途径;追究刑讯逼供者的法律责任,不仅使违法官员受到了制裁,也有利于威慑其他官员使其不敢使用刑讯。民国时期的刑讯逼供治理就是通过这三种途径来实施的。     

警察审讯的权力游戏:德、美、中三国比较研究

警察审讯是刑事司法的决定性阶段。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警察试图查明发生的案件事实,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获取口供。一旦嫌疑人招供,案情就"水落石出"了,案件很可能就会以定罪而告终。过去,警察可以将讯问当作一场具有攻击性的权力游戏。在西方国家,随着启蒙运动、自然法观念和宪法对个人权利保护的确立,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措施得到了发展,警察攻击性审讯技术不再被认同了,但该过程尚在演进中。而今,对嫌疑人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就是反对自证其罪特权。该特权被解释为要求在审讯开始之前,先对嫌疑人进行警告。警告内容包括沉默权以及律师帮助权等,为了落实这些权利,采用了证据排除规则。而如果嫌疑人想要保持沉默或者会见律师,审讯是否需要中止?而且,大量有损于嫌疑人自主决定权和自由意志的审讯方法被视为非法方法。是否可以对嫌疑人保持沉默做不利推论?尽管有这些保障措施,直到今日,警察审讯必须仍被视为一种权力游戏。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些规则,使得审讯成为一种公平的游戏,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刑讯的历史原因及本质

刑讯作为东方刑事司法挥之不去的询问手段,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原因."毒树之果"不能食用是现代刑事诉讼对刑讯之口供的基本态度,也是我国现代刑事司法侦查、询问的基本原则.但杜绝之,却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从历史、文化、政治的角度对之加以研究.     

口供制度的历史反思与当代完善

考究了我国古代口供制度的演变，分析了其产生时期、发展时期和成熟时期的特征，探讨了我国古代刑事诉讼口供制度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口供，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和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机制三方面完善我国当代的口供制度。     

权利话语遮蔽下美国刑事司法的口供依赖

在宪法性权利话语遮蔽下,美国刑事司法对口供仍有较强依赖。米兰达规则的变迁、辩诉交易制度的盛行都是这种依赖的突出表现。口供依赖主要是口供独特的证据价值、侦查技术局限性与诉讼成本等客观因素,以及侦查机关的利益驱动造成的。美国刑事司法通过两个途径基本实现了口供获取手段的正当化。考察美国口供依赖对我国审讯制度改革目标与路径有一定启示。     

唐律与日尔曼法刑讯制度比较研究

日尔曼法中的刑讯制度与唐德中的刑讯制度既有相似之点，亦有不同之处，两者在刑讯由谁决定与实施、刑讯实施过程的监督及刑讯实施者责任的规定方面均存较大差异。唐律刑讯制度的官方特色过于强烈，导致唐律对于刑讯过错责任的追究难以落实，这是唐代司法实践中酷刑无法禁止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刑讯制度至今仍难以彻底废除的原因之一。     

审讯主体非语言的运用

侦查讯问中,讯问语言技巧是审讯主体成功突破犯罪嫌疑人、获取相关口供的一块法宝。近年来,非语言在侦查讯问实践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受到审讯主体的重视。合理地运用手势、表情、体态、空间位置等非语言来辅助讯问语言,有助于侦查人员研究、引导、影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提高讯问效果,最大限度地达到为讯问服务的目的。     

口供运用现状的调查研究

口供运用现状的实证调查,对于正确认识和改革完善我国的口供制度,推进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查表明,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检察官对于侦查中的口供过于信任;法官对非法取证的查证基本上形式化;我国非法口供的排除主要限于严重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折磨,而对于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获得的口供并不排除。     

“白字”之害

古代一县官审案,犯人冉佳俊,县官喊再往后,连喊几次,犯人退出门外跑了。     

跪下与蹲下

在庄严的大法面前,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只有低头的份儿,此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没有温馨,没有眼泪,只有庄严和威慑。在那里的用语都是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古代,老爷升堂衙役押解犯人时常用“跪下”二字。包公包大人在升堂时首先发问“所跪何人”,如果犯人未跪,也要喝令其“跪下”,如果犯人     

中国古代获取证据的基本特点及其理据分析

在中国古代社会,证据的获取具有四个基本特点:裁判者必须积极主动地获取证据;"情讯"和刑讯是获取供词主要的、制度化方法;重视获取物证,勘验鉴定技术相对发达;取证方法的经验性.这些特点体现了古代诉讼文化的特质,使得古代社会证据的获取既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又存在时代的缺陷.     

刑讯逼供原因分析及防范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一种恶劣的审讯方法。我国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是层出不穷,本文试用对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成熟的做法,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     

论口供的证明力

口供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供述、关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和揭发同案被告人的攀供.口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这也是口供得以发挥证明作用的基础.由于口供的来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必须对口供的证明力加以限制.首先,要从证据能力上对口供加以必要的限制;其次,应该从程序制度上对口供的取得、使用予以规范.     

论中国古代获取证据的方法

中国古代获取证据的方法是随着文明历史的不断进化而逐步得到完善的。归纳起来,古代获取证据的方法主要有“情讯法”、“刑讯法”、“勘验鉴定法”、“察访询问法”和“运用易术、鬼神之术”等,这些方法既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存在重大缺陷。     

浅论审查判断口供

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口供证明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司法人员对口供的正确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而口供的审查判断,则是使口供发挥证明作用的中心和关键环节。离开对口供的正确审查判断,就谈不上运用口供认定案件事实和处理案件,     

宋代“干证人”法制境遇透视

宋代"干证人"法是在唐代"证人"法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宋代维护"干证人"权益的立法远远详于唐律中的规定.但由于宋代"干证人"在诉讼中仍然与正犯人同处于客体地位,所以违法勾追证佐,肆意留禁证人,刑讯逼取证词,一直是宋代普遍的司法现象,由此使无辜"干证人"的命运陷入悲惨的境地.这既是宋代专治权力轻视民众人格、尊严、权益的突出表现,亦是宋代司法腐败的重要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