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融合致思-论荀子对儒家幸福原则的改良

荀子的幸福观由儒家精英转向社会大众,对于“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奠定的德性原则有所改良.在性伪之辨上,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由“性伪之分”起始而至于“以伪饰性”,构建了“合性伪”的幸福原则;在理欲之辨上,荀子对“礼”的起源做了理性主义的解释,由“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起始而至于“以道制欲”“合于文理”,构建了“统理欲”的幸福原则;在义利之辨上,荀子调整了孔孟思想中义利之间紧张冲突的状况,由人性“生而好利”起始而至于“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构建了“兼义利”的幸福原则.“合性伪”“统理欲”“兼义利”致力于实现德性原则与功利原则的融通,“两得”成为荀子幸福原则的特质所在,从而使儒家幸福观呈现出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双峰并峙”的局面.     

和而不同之“中”

“中”在中西哲学上占有相当重的分量 ,中国的儒道释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都给予“中”以强烈关注 ,不同的是 ,儒家为道德之“中” ,道家为自然之“中” ,释家为性空之“中” ,亚里士多德为德性之“中” ,四家之“中”各有特色 ,“和”而不“同”。     

略论老子"圣人之德"的理想人格

老子将“道法自然”的天道与“上德不德”的人道联系起来考察“圣人之德”的理想人格,认为“圣人之德”的显著特征是“上德不德”和“上德若谷”,并以“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圣人之德”的成长之道:私寡欲、守柔处弱和清静无为。     

《吕氏春秋》"德"论研究

《吕氏春秋》关于“德”的思想上承先秦,下启秦汉,其内涵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等诸多层面:作为现实事物之运行规律及特性和体现自然之道的理想人生境界的哲学层面上的德;作为仁、义、公、信、忠、孝等道德品性之总称的伦理层面上的德;作为治国方略,“为天下国家莫如以德”的政治层面上的德。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和借鉴其以德治国的思想都有重要意义。     

王船山实践观的湖湘学溯源

有别于以“理”为宇宙本体的理学和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湖湘学派提出了以“性”为本的哲学体系。“性”具万理,与“太极”名虽相异,实指相同。形上与形下是一体不分的,形上之道只能从形下之器中探寻,湖湘学派形成了“道不离形”“得其体必得其用”的哲学思想,并被明末清初的大儒王船山所继承和发扬。船山将湖湘哲学的“道不离形”发展为“道不离器”“天下唯器”,否定了脱离具体事物和具体实践而存在的先验之道。建立在“道不离形”基础上的湖湘学派实践观有四个方面的特色,即“学贵力行”“致知力行互相发”“圣门实学,循循有序”“当以实事自律”,船山的实践观在这些方面皆有继承和创获。通过对王船山实践观的湖湘学溯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湖湘学派的实学特色及其思想承继。     

辽宁缘何“辽海”

关于辽宁文化之命名，日寸下学界多数人观点认为当以“辽海”之名冠之。其实将辽宁地域文化命名为“辽海”，今日只是重提，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早有此意，其中著名史学家金毓黻先生在其《静晤室日记》对“辽海”一词考证甚详，诸如“辽东考”、“辽海即辽东”、“辽海之名即见《晋书·前秦载记》”等，     

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考

对“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研究,以往主要是从王国维的美学接受出发,就理论描述的相似处判断其理论来源,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事实上,这些讨论均未触及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根源.王国维提出这对概念,根本在于他引入了西方的两“我”说;主观之我与客观之我.由于晚清是西学输入的早期阶段,为便于国人理解,西方的两“我”说在输入中土时被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以佛教的义理“真我”(或径称为“我”)与“非我”(亦日“无我”)来对译或指称这两个概念.这样,“有我之境”自然就指的是有“真我”的主观之境；“无我之境”则指的是“非我”(或仅有物性之我)的客观之境.同时,王国维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描述语言,如“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等,也都采用的是这种“格义”的方法.通过这种梳理,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渊源不仅清晰可见,其理论内涵亦可得确解,而且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诸多疑难问题也大体可据以澄清.     

略论张载

上引张载的七绝《芭蕉》,正是他治学精神的概括,也是“关学”学风的写照。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是北宋中期思想战线上与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的学派。他建立的气一元论唯物主义体系又是明清唯物主义思想家“匠者之绳墨”“射者之彀率”。历史地、辩证地评     

“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

“中国之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时间、空间、文明三重维度进行剖析，可以建立理解“中国之治”的跨度、广度和高度，秉持相应的眼光、胸襟和格局，并进一步构建当今“中国之治”的宏大叙事。“中国之治”以“道”为形而上依据，以仁政治理为理想境界，以“庶之”“富之”“教之”为治理的基本路径，以选贤任能为关键制度，蕴含着丰富的治道思想。“中国之治”是治道与政术的统一、传承与发展的统一、历史与未来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国内与国际的结合；是求大义超越逐小利的境界，是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的追求，其普遍性得以超越特殊性。“中国之治”不仅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而且对当代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干部能上能下的良药——读《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有感

《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说:“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不贤者之在上位”何以“无由降”呢?“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辅佐)以气脬(尿泡)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那么,     

对民法"物"的再认识

以罗马法、法国法为代表的采广义“物”的概念和以德国法、日本法为代表的采“物必有体”的看法各有利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物”的概念已呈明显的扩张趋势。因而现代民法上的物应采广义之概念而物权法上的“物”特别是所有权应以有体物为原则 ,无体物为例外     

规范 教化 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

规范教化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白奚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先秦的儒家和法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儒家的选择是礼治，关于礼治和法治之优劣，孔子有过经典性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耻”、“格”两...     

“抽象的国家”还是“行动的社会”?——大革命期间关于“国家与社会”诸问题的争论

醒狮派(中国青年党)作为大革命期间的“全国第三大党”,以《醒狮》周刊为宣传阵地,大力鼓吹国家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教育.为抵消醒狮派的影响,共产党早期领袖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人对之进行了批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的教育”.其实,双方论辩的背后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理解,前者试图以“国家”涵盖社会改造,而后者强调以社会重新建构国家.从“社会”视角对争论进行分析,结合两者在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的不同看法,以“抽象的国家观”与“行动的社会观”解释两者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的理念和行动方式差异.     

女“性”商品化:男女平等的巨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商品化的泛滥,成为当今中国实现男女平等的巨大障碍.女“性”商品化主要表现为性交易、性贿赂、性广告、“买卖”婚姻等,其主要根源是市场经济的物化和拜金主义之深刻影响以及主观上的两极思维方式.要在最大限度上抑制女“性”商品化的泛滥,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确立和大力宣传科学的“贞操观”.     

论杜甫的艺术审美观

杜甫不仅是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位有着广博高深的艺术鉴赏、品评功力的艺术批评家。书论他以“瘦硬通神”为最高境界,画论他以“画骨传神”为最佳标准,诗论他以“凌云健笔”之风为喜,创作他以“沉郁顿挫”而见长,更多地表现为瘦劲之力、沉雄之气和冷峻之美。杜甫在各门类艺术鉴赏中所共同表现出重瘦劲轻肥俗、重骨弃肉、重神轻形的艺术审美观,是他对魏晋时期的文艺思想和艺术审美观的继承和发扬。     

论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是宋代的理学家,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与朱熹、张栻齐名,人称之为“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他在学术上力图调和“朱学”与“陆学”之间的矛盾,并“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另一方面又接受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合陈君举(陈傅良)、陈同甫(陈亮)二人之学问而一之”,从而自成一个学派——“吕学”,在当时的思想界颇有影响。朱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传统父系宗族中“族”的意义：以九族亲属制度的建构为例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儒家九族制度的建构逻辑。九族制度是儒学经典记载的亲属制度，也是宗法制度的基础，它确立了一个以己为中心、逐渐外推的亲属圈子，并规定了一个人亲缘关系的范围。《礼记·丧服小记》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本文将对这句经文的解释和梳理为核心，讨论“九族”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以“父—子”这一基本的人伦关系为基础，以“亲亲之杀”为核心原理，以“上杀”“下杀”“旁杀”为基本路径。此外，本文也对九族制度下“家”的基本形式进行了讨论。     

论梁启超的公德建设思想

为了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笔者运用文献解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梁启超的公德建设思想作了考察。梁启超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在道德规范上提倡公德建设,认为合群之德就是公德,强调社会道德的根本原则是“利群”,提倡培养“固吾群”、“养吾群”、“进吾群”的公德观念,并且把公德建设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这些思想对构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均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清代汉传佛教政策考正

学术界对满清诸帝宗教倾向以及有清一代佛教政策,存在不少主观误判:臆测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独尊理学、厌恶佛教,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灭佛”皇帝;断言满清政府对宗教之定位,是“除了儒教的三纲五常之外,甚至包括佛、道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都是非法的”;①甚至于将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旨在逐渐沙汰“问律律不守,问禅禅弗会”之“应付僧”与“教团败类”、还佛教以清净本然面目之清厘甄别僧尼举措,诠释成“是要以一种尽可能不引起社会动荡的方式,假以时日,将佛教消灭”,其手段比“三武一宗”之灭佛“更加阴险和毒辣”,如此等等.史学以求真、求实为旨趣与灵魂,不允许凭主观意志过度诠释、过度推衍,更不得以个人好恶杜撰假设、曲笔贬褒.本文以推援校磨浩如烟海之原始史料为基础,稽考钩沉,力争如秋潭夜月或清更胡笳般,再现清代汉传佛教政策流变沿革及其内在实质之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