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之辩

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但无执行权。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规定有违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原则,势必降低技术侦查措施的效用,难以适应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侦查权独立行使的必要性。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执行权不属重复建设。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理论缺乏法理依据。     

论民事执行权性质及执行机构设置

民事执行权在执行过程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基础性权力,它的本质属性直接决定了权力的机构设置。针对目前国内法学理论界对民事执行权性质的不同认识,运用比较的方法对民事执行权性质这一基础理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民事执行权是司法权,并以此为依据设计合理的民事执行机构,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论民事执行权的性质及配置

民事执行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它在本质上是行政权．但它又与一般的行政权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与司法权存在关联性。我国目前的民事执行权呈分散、重叠的状态．应当对其进行完善．建立统一的执行机构,实行执行权的统一化。     

论我国刑事拘留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拘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项重要强制措施,对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拘留措施存在着诸多问题,重点表现为对刑事拘留人的人权保障不力,甚至是严重滞后.我们应当从立法、司法等各个方面对刑事拘留进行改善,提高对刑事拘留人的人权保护水平.     

论行政合同的程序控制

行政程序所具有的防止行政恣意和保证理性选择的特点,正好解决了行政合同不对等性可能带来的失控问题。因此,对行政合同进行程序控制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着眼于行政合同程序的特殊性,对行政合同程序的特殊法律原则和制度以及一般程序原则和制度在行政合同领域的新的内涵,进行了论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刑事拘留转行政拘留问题的研究

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中,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的七种情形的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可以先行拘留,以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刑事拘留与行政拘留虽然都是暂时剥夺人身自由,但是性质却截然不同。为了规范公安机关的行为,同时也为了有效地保障人权,有必要对这种转化过程中存在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故该文对相关的五个问题进行了剖析。     

死刑的程序控制

在从实体上废除死刑一时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从程序法上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严格的限制是一条更为理性和务实的道路。鉴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立法上应当规定死刑案件的诉讼程序比普通的刑事案件程序更加严格。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完善死刑案件的再审程序、赋予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申请赦免的权利、规范死刑的执行程序,在特殊的情况下赋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以减刑的权利,不但可以严格限制死刑在现阶段的适用,还可以为最终废除死刑进行观念上的过渡。     

略论“刑事拘留”的若干问题

本文认为，随着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实践的发展，传统的“刑事拘留”不能再等同于“刑事诉讼中的拘留”，应改称为“刑事先行拘留”。文中还对“刑事拘留”的适用时间、适用期限、适用对象和交通事故案中“刑事拘留”的适用主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刑事拘留通知家属程序的问题及完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谈起

刑事拘留作为刑事诉讼五种强制措施之一,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有着独特功能和重要价值。通知家属作为刑事拘留的一项程序性权利,是被拘留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情况下的重要权利救济保障措施。若通知家属程序在现实中被滥用或适用失范,将影响刑事拘留的良好实施,造成诸多不良后果。就现有立法规定和执法实践来看,刑事拘留通知家属程序有关规定存在着“无法通知”范围过于宽泛、“有碍侦查”界限过于模糊、“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无实质性标准带来的潜在风险。对此,建议从对“无法通知”规定表述作出修改补充、对“有碍侦查”的界限进一步明确、明确“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的标准三个方面进行完善,推动通知家属程序的规范适用实施,促进刑事拘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刑事拘留非紧急性候审化及其纠偏

现行羁押治理评价体系大多未纳入刑事拘留适用,为实质推进“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必要对此加以反思。功能定位层面,域外主要法治国家均在强制措施体系中严格贯彻“强制到案”与“羁押候审”二元分离,以此为标尺,我国刑事拘留呈现两者混同之双重定位,应予以澄清,并避免将拘留异化为逮捕之常规前置措施。适用场域层面,在立法规定语焉不详之情形下,应结合纵向历史解释与横向比较考察,以比例原则划定“紧急情况”为拘留适用之限制条件。立足前述层面,可以发现我国刑事拘留适用呈现“非紧急性候审化”特征,具体表现为拘留率高企、超期拘留久禁不绝、刑拘直诉大行其道。对此,应当改革拘留适用条件与期限规定、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完善非法拘留程序制裁机制,以矫正刑事拘留适用异化倾向。     

我国无证搜查的程序控制

克服无证搜查给公民权利造成不法侵害的有效途径是从程序上对其予以控制：如确立侦查人员进行无证搜查时负有理由告知及表明自己身份的义务;明确无证搜查笔录的必要记载事项;建立无证搜查后应及时将搜查有关情况自动提交司法审查的监督机制;对无证搜查设置非法证据排除及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当事人对无证搜查不服,赋予其有向作出搜查决定的机关申请复议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救济权利。     

对异地寄押、押解路途时间计入刑事拘留期限的探讨

异地寄押时间、押解路途时间应否计入刑事拘留期限,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在实践中做法也不一致。不论是从法条的解释,还是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提高法制化水平来看,都应把异地寄押时间、押解路途时间计入刑事拘留期限。     

化解“执行难”新议——以执行权配置的“警察化”为中心

"执行难"的根本症结在于执行权"警察化"配置的缺失,与执行权的属性与机构的配置无必然的联系。现有的研究囿于"权属与机构"等宏观层面的研究,研究繁荣的背后有重复耕作之嫌,没有抓住化解"执行难"的现实需求。"疲软"的执行实施权无法满足强制执行所需迅速有效执行的要求,赋予执行人员相应的强制权,实现执行实施权的"警察化"是化解执行难的根本途径。     

论我国死刑的程序控制——以死刑复核程序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从启动方式到具体程序都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不仅不能保证司法公正,更不能很好地发挥其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此外,有关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过少且过于笼统,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复核程序做了进一步完善,但2012年刑事诉讼立法修改的力度毕竟有限,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距离一个审判程序的要求仍有差距。因此,结合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及存在问题,从价值观念、启动方式、审理方式、被告人的参与度等方面出发,讨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问题,以期实现对死刑的程序控制,达到维护司法公正,最终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     

高等院校“普通话计算机辅助测试”程序控制的精细化操作

＂普通话计算机辅助测试＂是一种全新的信息化、智能化测试方式,这种方式为实现测试效果的＂公平、公正＂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对程序的组织与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高等院校考点的特殊性,从区域控制、人员控制和考务控制三个方面对测试程序进行精细化操作设计,以求达到优质、高效、客观、公正的测试目的。     

论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及其程序控制——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为视角

2018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为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权中行使调查核实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程序指引,增强了权力来源的法定性,明确了权力运行的阶段性和功能的监督性。但由于立法的原则性和模糊性,公益诉讼实践中出现了检察调查核实权的适用依据不明确、运行阶段不清晰、运行目标不合理等问题,这导致了权力配置错乱、权力性质模糊和司法资源浪费,从而不利于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建议适时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并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享有调查核实权,以补强权力运行的法律依据;将调查核实权运行限定在从立案到发出检察建议这一阶段,以区别于立案前的线索初查和提起诉讼后的调查取证;通过明确调查核实启动程序、规范执行调查核实方案和发挥调查核实终结报告的程序控制作用,规范调查核实权的运行。     

论对刑罚变更执行权的同步制约和监督——在法律上设置人民检察院审查与抗诉机制的必要性

刑罚变更执行权属于重要的司法公权利范畴。为减少刑罚变更执行权出现滥用的概率,就必须在法律层面上科学的分配、设定其中的权利主体和权限,建立各权利主体之间的制约机制,实现对刑罚变更执行权的科学制约和监督。     

洛克论权力制衡

洛克深入探讨了公民社会中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问题。人民(人民共同体)、立法权、执行权(包括对外权)三者之间,既有权力高低之分,又是相互制约,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各种权力分开并相互制衡,是为了确保公民社会的目的和各项基本原则得以实现。洛克权力制衡思想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论编辑权利

针对编辑权利界定的模糊性及提出编辑权利的重要性,从编辑作为普通公民和职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进行研究,认为编辑不仅具有宪法、法律所规定的各种社会生活权利,而且应当享有期刊社所授予的与著作权人交流、修改稿件和论文是否发表的决定权等职业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