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趋粮化”抑或“非粮化”:粮食安全的张力及调适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基于CFD的双层混合涡轮式搅拌器优化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 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项目下乡”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阐释———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简

文章将“项目下乡”的发生与发展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宏观政治生态与社会基础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服务型国家建设、城乡差距和治道变革是客观理解“项目下乡”的宏观背景。“项目下乡”发生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公共产品陷入自我供给困境,国家通过外源性输入,借助行政吸纳服务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构国家与农民有机联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和现实选择。从现代国家的理想体制来看,“项目下乡”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问题,更要着眼于变革传统乡村,促进村庄公共精神成长,增强内生性供给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共治。     

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反思

人们是根据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来建构或重新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十分关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重新建构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记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没有冷静地反思一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是怎样建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在阶级斗争意识日益强化直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氛围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准确阐述,扩展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其产生的实际效应就是使人们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并按此种思维定势建构了大量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对我国的民族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现代主体性：西方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的逻辑基础

在流变的现代性视野中,西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社会自主性”、“国家自主性”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一个整合的秩序结构,评判其建构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主体性的追求。作为内生逻辑,西方的社会组织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自发的秩序,由社会内生组织结合生成的“强社会”成为重要的建构主体。作为外生逻辑,国家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控性和规定性。西方经验表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可以并行不悖,未来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趋势是按照“强公民—强社会—强国家”的理路形成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裕固族地区祭鄂博仪式中参与者的行为逻辑分析

通过对有关裕固族研究的回顾以及对社会结构与行动理论的梳理,将裕固族祭鄂博仪式中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分析祭鄂博仪式参与者在社会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互动机制?互动是否遵循一定的逻辑?在现代化进程中,仪式中各参与主体在行动、社会关系、规则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建构的过程,国家话语权在整个社会变迁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行动者的行为。在祭鄂博仪式中,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及其代理人,都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并遵循一定互动机制而做出选择。     

“祖业权”:嵌入乡土社会的地权表达与实践——基于对赣西北宗族性村落的田野考察

经历了一系列土地制度变革后,当前的农村社会中依然有着较大范围和程度上关于土地是“祖业”的认知和表达,并影响着国家的法律实践.祖业观念下的土地产权——祖业权,具有人格化、象征性和社区化的特征,使得其性质上是具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却不具备独立产权的完整性,而明显区别于建立在西方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私有产权.中国土地产权的观念型塑与村落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自洽的逻辑,它与家族的绵延性、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共通关系,“祖业权”是嵌入在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乡土社会之中.由此,在国家建构的地权建设中,尤其要注意地方社会也在建构着关于土地产权的“地方性共识”,进而避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     

产权认知视角下的农民“反行为”分析——以河东村为个案

通过对河东村农民偷盗铁矿石等行为的调查发现,农民“反行为”虽与逐利动机和厂民关系恶化不无关系,但其背后却潜藏着一套地方性的社会文化逻辑。尽管农民并未拒斥国家法,但其产权认知与法定产权存在一定矛盾,体现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理法冲突”。因此,农民的“反行为”从形式法角度来看是违法的,在农民眼中却具有合理性。产权认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生活世界的特征,是促成“反行为”的重要社会诱因之一。因此,乡镇企业发展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更加重视农民的社会认知因素。     

话语与心灵的社会建构——对当下话语社会建构论演进的初步考量

社会科学与实证主义的抗争从未停息过。当下的“社会建构论运动”正是反实证主义传统在后现代境况中的继续。因此,与其说“社会建构论”是一场运动,不如说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的一种共识。然而,在这一大的前提下,又存在有许多不同的主张。通过对社会建构论某些代表观点在社会科学中的发生及其在心理学中的发展进行梳理,可以探讨语言(或话语)与心灵实在间的内在逻辑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亦可以此来认识为什么社会建构论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话语应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合法主题。     

民族寓言与“中国形象”的营构——《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评介

吴翔宇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立足于鲁迅营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语境、建构策略、形象序列及价值评估等重要问题,系统地梳理 了鲁迅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及心路历程,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晚清女报与近代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发生——以《女子世界》为观察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作为新兴媒体的报刊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空间。女性小说创作也不例外,其作品大多首先载于报刊,从数量观之,则以女报为最。本文以晚清重要报刊《女子世界》为“集散地”,考察晚清女报的编者对于女性报刊体例、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等方面的构想为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发生提供的制度上的铺垫。     

论译者的翻译个性——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

创作个性是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受之启发,提出翻译个性的概念,指译者基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独特认识与体验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就决定了译者翻译个性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译者与作者的个性差异,译作偏离原作的现象普遍存在,创造性偏离越明显,译文往往越有审美性与艺术性,译者的翻译个性也就越鲜明,如霍译《红楼梦》体例的更新与变异、整合补偿的广泛运用等。翻译个性有利于推进译作与译者本人的经典化进程,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论题。     

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逻辑——基于对师德政策特性的分析

师德问题的治理虽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从宏观的政策层面看，同样需要遵循师德政策的逻辑，即合于师德政策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师德政策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就师德规范的体系而言，师德政策具有层次性；（2）从"政策群"这一角度出发，师德政策涉及多维主体。正确评估我国当前的师德建设状况和合理规划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路径，需要以遵从师德政策的这两个特性为前提。     

换“所”不换“师”式变更与审计费用

以签字注册会计师流动为视角,考察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当年的审计费用显著低于其他形式变更;进一步地,在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形式下,签字注册会计师在变更前的任期越长,审计费用越低。研究结果说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个人因素以及其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这层关系会对审计费用产生某些特定的影响。     

美国师德问责体系的结构、特点及启示——基于德克萨斯州的经验

美国德克萨斯州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了一系列教育工作者违规行为问责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师德问责体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师德问责体系具有独特的结构与特征。颁布《教育工作者伦理规范》，使问责有法可依；设立专门机构，使问责主体明确；细化教师违规行为，使问责有据可凭；强调证据证词，使问责合理科学；重视结果多样，使问责责罚分明。这些对于促进我国师德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买家态度与平台型电商声誉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平台卖家的各种违规营销手段层出不穷,给平台型电商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通过设置情景模拟实验,根据不同销售阶段卖家实施违规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对平台卖家违规行为进行了总结及分类,探讨了平台卖家不同类型的违规行为对平台型电商声誉造成的影响及原因.研究发现:(1)较之实际销售欺诈行为,消费者对平台卖家虚假营销宣传行为的态度更为消极,从而会对平台型电商声誉造成更大的破坏;(2)买家态度在平台卖家违规行为和平台型电商声誉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平台卖家违规行为通过影响买家态度进而影响平台型电商声誉;(3)平台卖家声誉对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与买家态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平台型电商可以制定更加精细化的治理策略,对不同类型的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以及不同声誉水平的平台卖家采取差异化的监管办法,并运用一系列手段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获取消费者的信任,改善买家态度,以维护平台型电商声誉.     

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董事责任保险能否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务丑闻的曝光,使得企业董事及高管面临严格的监管审查并导致其执业风险不断加大,由此促使作为董事和高管的风险分散与权益保障机制的董事责任保险需求愈发凸显,但是董事责任保险并非万能的保护伞。正确认识董事责任保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对于企业管理层和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公共生活中儿童身份的迷失与回归

儿童身份是对儿童亦或童年的一种属性的界定,更是对儿童教育界限的一种表达。儿童身份和儿童教育之间以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确立了儿童教育的样态与价值。学校作为儿童活动的公共场域,表现出了儿童生活的“公共性”和儿童教育的“向善性”两大核心特征。学校公共生活中由于身份差距的悬殊,儿童“妥协”成为常态化问题,儿童身份式微,具体表现为儿童身体的缺失、儿童话语的缄默和儿童意识的迷失。舒缓儿童天性与公共理性、儿童意识与公共权威、儿童经验与公共知识之间的巨大张力并建立一种平衡,是实现学校公共生活中儿童身份从“占有”到“存在”这一超越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