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组织租并不足以说明村社理性所具有的特质,村社制度所内涵的,除了长期演进的重复博弈结构中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包括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这一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及其所依赖的小衣经济,即为小农村社制度,它实质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条件的制约下,农耕文明演进路径依赖地形成的内生性生产与治理结构。豫南村落自主治理实践形态表明,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乡村巨变导致乡土伦理价值体系的式微与村社制度的瓦解。因此,“三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重建以村社理性为核心的小农村社制度。     

农业雇工合作与村庄秩序再生产——基于豫南白村的经验

农民合作是农村社会秩序研究的重要内容。理解农民合作与村庄秩序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合作背后的实践规则。研究以豫南白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雇工为例,探究家庭理性规则何以影响村庄秩序再生产。通过对雇工过程与合作关系的考察,发现雇工组织以经济理性为合作目标,维持个体家庭的发展秩序。合作过程是雇工组织的工具化过程,即基于家庭理性形成的雇工组织成为家庭理性向村庄秩序延伸的媒介。研究认为家庭理性扩张消解村庄公共秩序再生产的社会基础,内在隐含家庭理性对村社理性的规则替代。虽然两种理性均具有整体主义和伦理内核,并非西方经济话语体系中的个体理性,但不同之处在于家庭理性是农民基于发展压力而作出的自主性调适,其实践主体和支配结果有清晰的利益边界。作为一种公共规范,村社理性服务于村庄利益共同体是维系村社稳定的秩序机制。因此,要加强基层村社组织建设和培育文明乡风,建立以村社理性为规则的公共秩序。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村社本位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与绩效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鹅镇的经验表明,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的重要机制,该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这一模式的实践运作依托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引导,即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风险防控等方式引导村社集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二是村社集体统筹,即统合分散土地以实现整体流转,从而统筹协调农业规模经营实践;三是农民自主参与,即农民自主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民主协商地租价格,与农业经营主体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该模式下,农业经营规模适度且经济效益较高,农业经营的社会效应溢出,农业经营的村庄治理效应较为显著。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注重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以促进农业与农民福利、村庄社会同步发展。     

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透视少数民族村庄的发展——基于一个东北赫哲族村庄的田野观察

本文从理论上区分了纽带社会资本、桥接社会资本和联系社会资本,并通过对一个东北赫哲族村庄的发展过程分析,分别呈现了三种形态社会资本在村庄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桥接社会资本对于村庄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而纽带社会资本对村庄的发展存在消极作用,村庄拥有的联系社会资本有助于外部资源的引入,但是如果没有良性的纽带社会资本和桥接社会资本相伴,联系社会资本则不利于村庄的发展.     

发展的合法性与和谐理性的建构

在人类所面对的所有危机中,最根本的是发展的危机,其实质就是人与世界的分裂,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自身的分裂与冲突.发展危机是源生性危机,其根源在于人类理性的分裂与冲突,理性由全面的普遍理性演变成了残缺不全的、片面的实证或工具理性.理性的单向度导致了发展的单向度,理性的单极化导致了发展决定论.走出发展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建构多元理性与理性的多向度,建构"完整的人"与"完整的世界",走向和谐理性,从而建立起发展的普遍根基.     

山西省乡村旅游开发问题探析

乡村旅游迎合了新世纪绿色旅游、生态旅游的大趋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山西乡村地区分布着众多自然风光优美、游览价值极大的村落和建筑艺术价值极高的古建筑、古民居,拥有着独具地域特色的乡村节庆等民俗风情,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但目前山西省在开发乡村旅游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山西省乡村旅游开发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旨在为山西省乡村旅游的开发提供一点建议。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认知——基于对河北省T镇的调查

通过对河北省T镇的调查发现,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认知。农民对承包地的分配方式有比较肯定和一致的认知,但对承包土地履行手续情况认知的一致性较差,对土地承包年限的认知也相对较模糊。总体来看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持肯定态度,同时有近半数的农民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表示赞同。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认知较准确,但对农村土地非农使用的认知与国家法律政策规定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法律也并不十分了解。研究还发现不同禀赋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民,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差异。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关于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基于山西省太原市周边部分农村的调查

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农村的实现。在农村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以改善民生为切入点,解决农民实际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的领导。     

村镇规划员工作培训需求的实证分析--基于安徽省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安徽省村镇规划员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对村镇规划员工作培训需求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影响村镇规划员工作培训需求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村镇规划员在主观上有较为强烈的培训需求,但目前的培训供给与培训需求不够协调;村镇规划员的个性特征不同,导致对培训的需求和培训评价不同;在影响培训评价的众多因素中,规划员的年龄影响最大。因此,要提高村镇规划员的工作效果,必须进一步完善规划理论提高规划员的规划水平,健全规划标准增强实践工作的可操作性,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稳定规划员队伍。     

基于政府视角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策略研究

政府培育与发展社区民间组织首先应从社区民间组织的功能定位出发,坚持统筹规划、重点培育、分类管理。此外,还应加快职能转变,充分发挥社区民间组织的中介服务功能;完善法律体系,为社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健全自律和问责机制,规范社区民间组织行为;继续深化各项配套改革,为社区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农村社区集体主体问题研究——以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为例剖析

农村社区集体主体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来说都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它牵涉到农村集体制度问题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现行农村社区集体主体的现状剖析入手,对农村社区集体财产权、农村社区集体财产权主体、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多个法人共存等问题作出了阐述和分析,提出了农村社区集体主体重构和内部治理机构完善的对策建议:(1)一定社区范围内的三个农村集体主体变为一个农村集体主体——农民集体;(2)法律应赋予农民集体之特殊民事主体法律地位——非法人团体;(3)农村社区三级集体组织体系变为一级集体组织体系——村农民集体;(4)完善村农民集体内部治理机构——村"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村"经营管理委员会",村"成员自治监督委员会"。     

文化主体性与创新乡村旅游发展基本理念——基于云南江头曼咪村旅游发展“停滞”现象的调查

人和文化是乡村振兴的两个重要因素。调查云南省景洪市江头曼咪村旅游发展"停滞"现象,既是对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文化主体性缺失的理论回应,也是结合文化主体性思想,从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展开学理分析,尝试突破我国当前乡村旅游发展的局限。从根本上做到文化主体性回归,提升在地居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对创新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基本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开发模式和效应的乡村旅游研究回顾与展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人们对环境和传统文化意识的增强,国内乡村旅游的发展势头强劲,乡村旅游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得到不断的推进,“乡村旅游如何开发,对相关利益者带来哪些效应或影响”已然成为业界和学界的关注热点。本文从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效应的视角,对近10年来国内乡村旅游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由此对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后续研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