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与演进理性:哈贝马斯与哈耶克法律思想对中国法治的启示

"理性与法律"是法律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理性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缘于对理性的片面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与哈耶克的演进理性及其法律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理性的内涵,从而推动中国法治事业更为良性和顺利的发展.     

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

法律的实质理性是与法律的形式理性相对应的范畴。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品质 ,它以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作为基本内核 ,并经此逻辑品质上达法律的伦理品质 ,而构成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基本特征 ,形成了法律从业者区别于其他职业社群的规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和世俗信仰。探讨法律的实质理性 ,旨在揭示法之所以为法的根本禀性和特征 ,探讨理想的人类法律生活的基本样态 ,从而 ,在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意义上 ,追问究竟什么是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     

论哲学形上学的"理性"

本文批评了哲学界对作为哲学形上学概念的"理性"理解的偏失,对理性与知性、理性与理智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理性不仅是人对宇宙总体存在的认知,而且是人的实践的意志和审美情感在哲学形上学中的对象化;理性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生活和实践的合理性依据在哲学形上学上的投射,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如何处理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如何理解理性.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理性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因而必须以马克思的理性自由主义取代黑格尔的理性专制主义,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辩证法的本性、主题与功能.自康德以来,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遭遇到严峻挑战.从实践理性的层面重新阐释辩证法,巳成为深化辩证法研究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个人"主观性视角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他人视角的无限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为辩证法克服理论理性层面辩证法的抽象性和虚幻性,实现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和问题意识,在承认"理性多元论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宽容"与"相互承认",来寻求这一矛盾的克服,实现社会的团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构成了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刑事法治:模式形成与理性构建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开启了我国刑事法治建构之旅.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有形式与实质的刑事法治两种.基于法治国思想中形式与实质理性的关系,理性构建刑事法治应在坚守刑法形式理性即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之下展开对实质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公平正义之追求;只有靠着刑法制度及正义理念的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刑事法治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目的.我国刑事法治的构建模式对于准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刑法的解释立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和谐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和谐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视角转换。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实践理性的视角阐明了和谐的真正依据。而在实践理性的视域中思考和谐问题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主体性效应,是人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和危机等不和谐现象的总根源,但实践本身也是解决这些冲突、危机,实现和谐的总途径。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和谐必须在对实践理性的三个方面即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和人格理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实践理性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真正诉求。     

理性学说与创新行为分析

文章从人类认知行为的研究出发,对完美理性理论、有限理性理论和直觉创新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比较,并着力结合相关创新理论和具体创新实践,试图建立各种理性学说与实际创新活动之间的逻辑联系.文章还特别分析了有限理性与直觉理性之间矛盾运动关系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     

行为理性与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现

行为理性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它以观念形态显现人的行为目的、行为过程和行为方式,是理性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最高形态.它在更高层次上整合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使理性成为一个整体.认知理性追求的是"真"、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善"、行为理性追求的是"美".真、善、美的统一是合理性的最高境界.公共政策是行为理性创造出来,对人与客观世界未来关系观念建构的主要形式.从行为理性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它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规范性的统一.三者统一的承载体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同人类社会发展沉淀的社会规范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必须无差别地赋予人民群众中不同阶层和群体公共政策的初始话语权,使他们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公共政策方案设计与选择和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的作用.     

实践理性及其筹划本质

理性是人类永远追问的话题。传统哲学把理性仅仅看作是由认知型思维方式形成的认识理性。康德最早提出了实践理性概念,并将理性区分为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黑格尔也用唯心主义世界观论证了实践理性。这些都没能解决实践理性的科学性问题,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才能突破传统哲学对实践理性的认识。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思维对存在的筹划关系,这种筹划关系形成活动主体的筹划型思维方式,筹划型思维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     

论马尔库塞的理性观

马尔库塞从哲学源头处追溯理性概念的起源及其实质内涵,他赞赏以辨证逻辑为基础建立的希腊辨证的理性观,反对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片面强调认知功能的科学理性观。在马尔库塞看来,批判的理性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是认识论、伦理学与理想追求的统一,它扬弃黑格尔对理性的思辩理解,把辩证性、批判性(包括否定性、超越性)、实践性和乌托邦性作为基本质素赋予批判理性。     

制序分析中的理性定位问题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探讨制度变迁的理论更是纷繁复杂.纵观整个理论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合理定位制序分析中的理性问题,是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理性建构制序和自发演进制序关系的前提.本文在综合比较凡勃伦-康芒斯-诺斯建构理性观和斯密-门格尔-哈耶克演进理性观两条传统分析理路的基础上,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观定位制序分析中的理性问题,整合两种社会制序,并推测人类有限理性的"有选择建构"模式可能是制序变迁的作用机理.     

法律经济学逻辑起点研究——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涵、反证及其补充

作为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涵至少可以具有四种,即解释性含义、预期效用含义、自利含义和财富最大化含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诸多反证,如有限理性的反证、有限自利的反证等,并由此对传统法律经济学分析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正因为存在诸多反证,使得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法律经济学分析显的并不那么可靠,社会规范理论由此产生并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补充而日益为人所重视。     

现代逻辑的理性观及其知识论根源

逻辑与理性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的关联.在现代逻辑视域中,理性是精确的、普遍的,通常被视为一种单独的、先验的认知能力.究其实质,现代逻辑理性观突出的是对理性作合理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知识论上的根源正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知识的理论传统.     

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嬗变——论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转型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主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重建了理性概念,他试图通过对交往理性的诉求,把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统一起来.生活世界是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三者有效统一的背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则是三者有效统一的中介.哈贝马斯使法兰克福学派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型,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蕴.     

社会规范、理性选择与信号传递

"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重要趋势,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联姻的结果。传统法经济学存在"法律中心主义"的色彩,只关注了国家立法,没有关注对社会秩序形成具有更大意义的社会规范。近二十年来,社会规范研究成为法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社会规范是人们行为的规律性,违反就要受到社会制裁。理性选择理论仍然可以作为解释社会规范的分析范式,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信号传递模型可以恰当地解释社会规范。     

论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修正

芝加哥法经济理性观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理论的逻辑起点——理性上持有共同的立场。芝加哥法经济学推崇完全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对法律规则下行为人的行为选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分析。但是，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观并非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复制品”。芝加哥法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理性观进行了修正，即在坚持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修改理性人假设的完全理性下的一些不适合现实的辅助性前提假定，以期增强其理论对法律规则下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论经济人的理性冲突及行为目标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具有完全理性能力,但现实中行为人的决策理性程度.经常处于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种情境的转换之中.从研究范式和最终行为目标两个视角来看,完全理性情境下人们遵循最优化原则追求决策收益的最大化;而有限理性情境下则遵循决策收益和过程的满意原则.基于经济人的行为心理及认知能力来分析,追求主观幸福感最大化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唯一目标.建立于行为经济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计算理性与道义理性——中国乡村纠纷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

乡村纠纷研究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法治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秩序与变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鉴于以往研究成果的“应然性”与“宏观性”成分较重,文章指出中国乡村纠纷研究不能忽视对“实然性”与“微观性”较浓的个体行为理性之研究。而农民学中的著名“波普金一斯科特之争”所提供的“计算理性一道义理性”分析框架无疑为深入展开该类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工具。,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所进行的工作有利于成为我国转型期法秩序变革和形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法治在基层社会中的微观基础及其生长条件。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影响——基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理性观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古希腊的本体论理性观,他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维度,强调个人实践中理论理性的重要性.康德则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提出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给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一套道德法则,延续了古希腊以来以实践为范畴探讨人的道德问题的西方哲学传统.马克思发现由人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运动规定的历史的理性,批判了理性的道德功能,在社会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理性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