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耆英的制夷思想与实践

耆英是中国外交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近代转变时期的封建官员,其夷务思想,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其制夷方法,带有封建官僚的智术狡黠;其办理夷务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在此期间的耆英,对西方国家的某些认识是较为清醒的,也曾提出过一些可贵的制夷思想。耆英虽算不上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却是一位力图重新认识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夷务"大员;虽然未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主战者,但亦决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可耻的卖国者、投降派。     

"示以诚信,一视同仁"--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对外交涉思想探析

耆英是鸦片战争时期从事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之一."示以诚信,一视同仁"是耆英对外交涉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他把儒家的"诚信观"运用于对外交涉,其基本效用是适应了妥协的需要;把本源于传统的天朝夷夏观的"一视同仁"思想,视为制夷良方,其结果恰恰适应了列强一体均沾的政策,使得国体不存,国权不保.     

禁弛之间的博弈:元代酒禁政策与弛禁

元代自然灾害频年发生,导致粮食供应紧张,而酿酒耗粮巨大,因此政府屡次下令实施酒禁.前后达七十余次,为历朝之最.元代酒禁政策的内容既包括禁酿、禁饮、禁市等取缔社会酒类消费行动,也包括国家实施榷酒政策以垄断酒业经营,禁止民间私酿、私酤.酒禁政策呈现出救荒性、区域性、时段性、特权性和灵活性等特点.酒禁政策的实施,对于缓解粮食危机,改善社会风气,稳定统治秩序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不便,影响到政府的赋税收入,制约了元代酿酒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屡禁屡弛.禁弛的反反复复,实质上反映的是政府对国计民生的利弊权衡,是牵涉国家根本利益的博弈之举.     

清政府"新政"时期基督教政策的嬗变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沿用以往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的基础上,以"辑和民教"为基本出发点,对基督教政策作了部分调整.这些政策变通多少弥补了传统基督教政策的不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和清政府的妥协态度,这种修修补补的应对之策不可能给清政府带来真正的"辑和"效果.     

略论洪秀全对基督教的取舍与利用

洪秀全将西方基督教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百姓的迷信观念和斗争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使之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但是 ,由于洪秀全对基督教所知有限和随意取舍 ,基督教在他那里变得荒诞不经 ,这就为其政权最终被西方传教士所抛弃埋下了伏根。     

略论李璜与非基督教运动

作为20世纪20年代反宗教的先驱,李璜的反教思想的形成与其早年的学习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李璜扮演着领导者和中坚人物的角色,其反教言论和国家主义教育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界均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在事实上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略论基督教与西方市场经济求利性的关系

基督教与西方市场经济求利性具有密切的关系。基督教中包含了对求利性肯定的思想,在经济市场化的推动下,不断得到发展,并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具有求利性特点的西方市场经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但是,西方市场经济求利性的发展使人受钱的支配,使得个人屈从于生命以外的目标。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基督教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这是基督教对西方市场经济求利性的反映、肯定与适应。但西方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及其负面效应也导致了基督教对求利性的反对与对情、爱的强调,这是基督教对西方市场经济求利性及其负面效应的一种反适应,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的一种弥补。基督教与西方市场经济是互动与互补的。     

鸦片战争期间的汉奸及清政府对策之探析

本文系统探讨了鸦片战争中汉奸所从事的种种罪恶活动,以及清政府的对策.文章认为,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汉奸的对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亦有消极的一面;既有成功之处,亦有失败之处.随着清军在战场上不断失败以及清政府对英态度由抵抗转向妥协,汉奸现象非但未能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事实表明,腐败的清政府所主持的反侵略战争,是无法根除汉奸现象的.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化;在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成果,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文明的宗教政策,即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本身也反映出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20世纪初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陈垣教授在英敛之、马相伯的影响与帮助下 ,完成了一系列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论文 ,无论是研究方法 ,或者是研究内容 ,均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并在中外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不愧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之祖”。     

宋庆龄与基督教

由于家庭的关系,宋庆龄青少年时受基督教的影响较大。后来她逐渐淡化了宗教的观念而强化了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博爱精神是她民主主义思想的元素之一。     

基督教与审美

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审美意识异常强烈,而且极富创造性。中世纪赋予了审美以更高的地位,更强调其与满足意欲的实际兴趣的区分,更强调美的崇高性。美和人生的崇高价值或者说绝对价值结合在一起,离开了人生的崇高价值、绝对价值,就没有真正的美,这是中世纪审美意识的基本特征。针对我国的历史传统,也针对当前社会上一些把美庸俗化的现象,多提倡一点美的神圣性,是我们从西方基督教文化遗产中所能得到的一点启发,也是我们美学发展的未来。     

胡适留美期间对基督教的态度及其变化

胡适留美期间,曾表示要加入基督教,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始终对基督教保持一种研究的态度。胡适之所以能够接纳基督教的思想,是因为与他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老子思想有关。他之所以改变对基督教的看法,则是与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验主义中获得的思想方法相联系。     

基督教传教士在澳门的早期文化活动略论

澳门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活动的初期,也是将澳门作为重要的活动基地。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传教士,都有在澳门长期居住和活动的经历。新教传教士所举办的文化事业,特别是“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马礼逊教育会”和“中国医务传道会”的一系列活动,都与澳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许多有着深远影响的著作,是在澳门撰写和出版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圣经》、他所编著的《华英词典》和裨治文、卫三畏编辑出版的英文《中国丛报》。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工业改良

20世纪初,中国的工业革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工业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矛盾。基督教本着耶稣的精神,做了许多工作来缓解这种问题。本文着重探讨基督教在提高工人技术、增加工人智识、改善劳工条件、缓和劳资关系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试论明末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

明末基督教传入中国后 ,耶稣会士与中国儒家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 ,在基督教与儒学之间进行了深入的接触与对话 ,耶、儒之间既有会通 ,也有冲撞 ,体现了异质文化交流的特性。     

基督教与现代临终关怀的理念与实践

作为现代医疗体系一部分的临终关怀主要出现和发展于西方社会,其中,西方社会文化中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以及实践的建制、人员和场所。基督教对临终关怀的提供者,以及对于作为其信徒的临终者和亲属所提供的关于生死问题的信仰关怀和安慰,都与其教义和信仰实践有着紧密的关联。了解基督教在历史上以及现代实践中如何影响了现代临终关怀理念和实践,有助于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现代临终关怀,进而更适切地展开临终关怀服务。     

目前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影响——兼谈基督教传播与商业发展

对基督教近年来在新疆地区传播的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基督教近年来在新疆地区出现较快发展态势,除了与一些西方国家"改造伊斯兰",有意识地推行"福音西进"计划有关外,与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区的商业发展也有密切联系.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对新疆社会产生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我们要研究如何发挥好其有利的一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又要尽力减弱、克服和避免其消极的一面,防止其对新疆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本土视野与近代基督教问题研究

作为颇具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基督教问题不仅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问题,也是国际学术前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全球化视野中对该问题进行考察与研究的同时,将其置于本土帷幕下再审视,已经成为近代基督教问题研究的新视角。挖掘本土资料,结合区域史进行研究,细化与基督教有关的国内各阶层、人群的研究,借传教士的眼睛反观本土,是我们提出的具体努力方向。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与西方公共考试制度的引介与实践

科举制废除之后,中国考试方式暂时出现真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利用自身覆盖全国的地方教育会网络,将自晚清以来热议的公共考试理念变成现实,其中尤以华西、华中、福建地区最为突出.然在内部理念分歧与外部民族主义双重压力之下,最终中止.在长达二十年的实践中,他们不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为当时的中国教育,也为后来者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