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一生40余年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北宋中晚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复杂而又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由于他在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时期所持的政治态度,使他既无法见容于变法派,也未能见容于反变法派,并以此被谗罹祸,两遭贬黜。苏轼之所以走上一条悲剧性的政治道路,同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熙宁初年对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激烈反对态度都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张载与王安石:熙宁变法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

在熙宁变法中,张载与王安石曾经同朝为官,先后应召入对,共同表达了"复三代"的政治理想。然而,在变法的方式方法上,二人存在着较大分歧,故而"语多不合"。张载以"渐化"哲学为理论指导,倡导渐进的革新方法,主张行"井田"、复"周礼";王安石以"尚变"哲学为思想武器,"以理财为方今先急",除旧布新,全力推行新法。张载属于熙宁变法中的温和派,王安石属于熙宁变法中的激进派。     

从中西方文化结合看谭嗣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谭嗣同根据政治变法的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求真理,并用他的传统文化来诠释外来文化。同时,又用他所理解的外来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从而使他所建构的政治思想体系呈现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色彩。由于他在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同时又改革中国封建政体的问题上,没有找到更好的途径,故其政治变法不能不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礼义治国”的思想与实践

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主要渊源于儒家，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特别是变法实践中，他主张泽民、宽刑、爱士、养兵，提倡德教为本、礼义治国。     

谈王安石的人才思想

王安石的人才思想,在我国古代人才学上是一个高峰。他既继承前人人才观的精华,形成了完整的人才思想体系,而且在观点上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把政治上的变法,教育改革和人才思想熔于一炉,这就使他的人才思想高出一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及那一时代所赋于的实践意义。从王宰石的人才思想中,不仅可以更深地领会他的整个教育思想,而且由于它渗透在他的变法之中,也就构成了研究王安石变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韶经营熙河管窥

11世纪中叶王安石的变法为宋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王韶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实施骨干之一,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开疆辟土、安抚蕃众;以他敏锐的政治见地和军事眼光,兴马政、扩蕃兵、通蕃汉贸易,治理熙河地区,他的经营成效对边疆的稳定和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陈三立政治思想的三个阶段

陈三立政治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年具有因时通变思想 ,他力图重新评价、诠释并会通百家学说 ,以为维新变法服务 ,谋求富强之道 ;被革职后深刻反思变法失败原因 ,强烈批判清朝政治的黑暗 ;辛亥革命后其思想转为保守而不合时宜 ,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及对变革的抵触 ,但他始终不放弃其所谓道义责任。他是一位探索救国之方的爱国者和仁人志士。其政治思想变化的轨迹 ,反映了激烈变更时代一度进步的士人阶层的理想与心态     

论康有为的伪儒本质

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立教,而康有为只是一个伪儒家,其思想实乃对儒家义理之背离。康有为有多重身份,作为学问家他歪曲儒家义理以为政治之用;作为政治家,他伪托孔子之名以为变法之用;作为宗教家,他以孔教之名以为宗教干政之用;作为所谓的"南海圣人",他有"圣人"之名而无圣人之实,实乃一代伪儒、贼儒。     

韩非"常""变"思想管窥

韩非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立足于先秦时期各国的历史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精湛思想,其中对于"常"变"思想的新的理解和诠释,更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树一帜的风格,为其变法图强的政治改革和秦的统一天下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商鞅的法律思想及其启示

商鞅的法律思想是其变法的重要理论基础,其中突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迎合了秦国统治者富国强兵的愿望,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冲破奴隶制羁绊的政治要求,尤其是他的"重罚"思想,对当时推行新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其区别于其他法家学派的特色。文章探讨了商鞅法律思想的内涵、历史根源及其对我们现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熙宁变法时期诗歌的主要风格特征

作为北宋中期的重大政治事件,熙宁变法对当时诗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促成了宋诗主要特征的定型。随着变法的展开,在当时参政意识、学术思潮和创新风气的影响下,北宋熙宁变法时期诗歌的风格特征主要体现为:浓厚的政治色彩、明显的思辨倾向、平易朴素的散文作风。     

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政治思想研究

宋育仁是一位杰出的维新志士。维新运动时期,他揭露时弊,纵论时政,言行并用,呼吁变法。他抨击官僚制度弊端,要求改革官制的思想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志士改革官制的主张颇为相似。其出使伦敦的经历、甲午战争后沉重的民族危机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深厚的国学素养等因素促进了他政治思想的产生。他的政治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主张西学中源、过度崇古尚古等。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蒙文通先生与宋史研究--读《蒙文通文集》

蒙文通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蒙文通文集>所收著述,表现了他在宋史研究方面成果硕大.他把治经成果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精研理学,哲史相通,明确提出唐宋之际社会的全面变革,深入辨析熙丰变法和宋代的商品经济,着力构建宋代史学史的新体系等,可谓自成体系,创见卓立,教书育人,荦荦大家,是我国现代宋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吕夷简与北宋中叶的政风

吕夷简是宋仁宗朝执政时间最长、影响颇大的宰相。吕夷简从政后经历了由直言敢为向因循保守的转变过程,并以善弄权术而闻名于史。吕夷简的从政特点其实是宋初以来,特别是宋太宗朝以后保守政治发展下的产物。由于吕夷简的特殊地位,其从政特点遂对北宋中叶的政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

所谓宋代“经学变古”,即宋学变汉学之“古”。经学变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学观念的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经学怀疑思潮的兴起。通过经学变古,宋儒建立起一套与汉唐传注之学不同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司马光政治因革思想探析

司马光不是一味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派,他主张对旧有体制应该有因有革。司马光的改革方案是渐进式的,是在总体肯定儒家治道以及宋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有所革新,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司马光提出的吏治、人才、军队、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对解决北宋的政治危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试论史弥远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塑造——以嘉定宝玺事件为中心

嘉定年间,蒙古的崛起改变了原先宋、金、西夏三国并立的稳定格局,令未来局势走向变幻莫测。为寻求因应之道,南宋朝野上下围绕着内外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作为宰相的史弥远及其所奉行的“安静”之政,不断遭受抨击。嘉定十五年,他利用蒙古归还徽宗宝玺的契机,策划了一场隆重的受宝典礼,意图借此改变人们对于南宋处境的认知,弥合朝野分歧,维护政局稳定,进而塑造其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