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减持的深层次思考

国有股减持是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环节 ,国有股减持与全流通是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尽管以证券市场来减持国有股方式暂停 ,但国有股减持问题仍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正视的问题。今后国有股减持应当坚持市场化减持原则 ,选择合理的减持方式与定价机制。     

对国有股减持的认识

国有股减持涉及到国家、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体现在减股持部分国家资产的保值、增殖;企业利益体现在优化股权结构,健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投资者利益体现在股东的投资收益。而国有股减持方式、定价方式、数量多少的选择确定,对三方的利益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国有股减持探析

从实践来看,近几年来我国国有股减持虽然效果不佳,但国有股减持势在必行,而且宜快不宜慢。减持应以公司最近年来帐面每股净资产价为国有股减持的价格,贯彻国有股“以何种方式产生,就以何种方式产生,退出”和“让利有限”的原则。     

国有股减持问题探讨

国有股减持在认识上和操作上都存在问题。因此 ,要妥善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 ,就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要处理好在证券市场中减持国有股的问题 ;二要通过现有国有投资公司推动国有股减持 ;三是通过与国内具备条件的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减持国有股 ;四是通过将国有股转化成优先股的方式减持国有股 ;五是通过与国际上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减持国有股。     

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探论

目前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重较大 ,国有资本严重虚置 ,上市公司资产盈利能力较低 ,证券市场的基础配置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因而 ,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迫在眉睫 ,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应采取国有股回购、国有股配售与社会保障基金参与减持的组合方式 ,同时要解决好与各方面的配套关系问题。     

国有股减持的难点与关键

国有股减持问题是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深层次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证券市场上的累积反映,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以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为主体”的股权结构,这一结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占有结构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翻版,有背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二是“以非流通股为主体”的二元化股权结构,这一结构有背于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它不仅固化了“以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为主体”的股权结构,强化了政府对股市的垄断,而且人为地割裂了证券市场,极大地阻碍了证券市场各种功能的发挥。因此,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必须按照中央确定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领域”的方针进行。任何以其他为目的的国有股减持,都会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国有股减持的难点在于非流通股的流通,方案的设计应综合考虑以下几点:1.应以解决非流通股的流通问题为主;2.解决非流通股问题不能损害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3.所有非流通股应一次性同时解决;4.问题的解决不能费时大久;5.国有股减持问题不是一个多赢问题,必须要有承担风险和代价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国有股减持方案设计研究

为防止由于国有股减持导致流通股扩容,股市下跌,引起流通股股东集体抛股,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在国有股减持时必须对流通股股东进行足额补偿。为维持股市的稳定,减持定价时采用“竞价配售”方案更加合理。为了使方案能顺利推进,应从国有股流通的组织制度建立、行业结构安排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三方面创造国有股流通减持的基础条件。     

国有股减持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本文以股权结构与性质———公司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公司行为———公司绩效为理论框架 ,探讨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和性质对其治理结构、治理机制、行为和绩效的决定性影响 ,得出了只有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改变股权结构和性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结论。同时就国有股减持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分析探讨 ,提出了看法。     

试论私营经济参与国有股减持

私营经济参与国有股减持,是减持国有股的新突破,是加快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深化国有改革,进一步探索国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的制度创新,是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这一政策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为解决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建议对流通股股东进行补偿,设立"黄金股",防止出现新的"一股独大",提高国有股向私营经济转让的透明度。     

对国有股减持问题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国有股减持问题的由来和范畴的界定 ,指出了国有股减持的意义在于实现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我国证券市场、提供社会保障基金等多方面的目标 ;并指出了实施这一措施面临的困难和现在暂停的原因 ,表面上看是因为对证券市场的巨大冲击 ,深层原因在于这一措施在制度设计上还有缺陷 ,解决这些缺陷之后 ,国有股减持仍将浮出水面。     

对资本运营与生产经营的辩证认识

资本运营是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重要现象,相对于传统的生产经营来说,资本运营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具有自己的特点.但资本运营并不排斥生产经营,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企业不能脱离自身的经济环境,一味追求资本运营而忽视生产经营,应该将资本运营原则引入到商品经营机制中,使企业各种经营方式和谐一致,相得益彰,以实现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授权经营是目前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联系石家庄市的实际 ,针对授权经营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提出了有针对性、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思路和对策     

清代国家生息资本--盐业帑本考

清代,特别是清前期,各地盐商凭借清王朝政府授予的特权,垄断了食盐的运销,借此获取高额的利润.同时,清政府又通过种种手段,对盐商们进行额外盘剥.清政府除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盐业利税获取财富以外,还尽力利用盐业帑本这种国家生息资本榨取盐商,获得强制性的高利贷收入--帑息.     

国有企业产权运作市场范围的界定

国有企业所固有的产权中所有者缺位造成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出现了缺陷 ,这些缺陷表现为国有企业董事性质的管理经营人员作为国有资产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身份所行使双重职能之间的矛盾。作为政府的代理人 ,其决策政治化而非市场理性化 ,由此导致甄别其行为的道德风险信息严重缺乏 ;这种道德风险就是国有企业的委托人行使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使其行为缺乏成本约束。这样的企业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不能将外部性内在化 ,配置资源效率低下。由于国有企业本身所具有的超经济力量的存在 ,国有企业应该在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和国家垄断行业中根据社会成本而非交易成本配置资源 ,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     

民族国家陷阱与多民族国家构建

从民族国家、苏联民族问题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与特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国家构建应避免陷入民族国家的泥沼。借鉴欧美社会的民主共和思想,凭借中国多民族共处的传统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框架,从民族个体和民族群体两个角度考虑,提出中国是构建多民族共和的国家。     

试论国企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法律问题

国有企业如何建成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学术界努力探讨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构建“股权———法人财产所有权”的产权结构模式 ;政企分开应存在于特定企业类型中 ;应区分两种不同经营目标的国有企业。建立产权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是公司制改革的核心 ,是政企分开的关键     

转轨时期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性变革

魏明孔认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政府经济职能主要在政府直接经营一定的行业或领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法规等三个层面。朱荫贵认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企业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国家资本企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应给予适当地肯定。武力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来推进工业化,由国营企业贯彻工业化意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经济运行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的严重代价。剧锦文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新时期,国家资本的运行形态日益市场化,国家资本的实现形态更加高级化,国家资本大大提升了控制力;国家资本壮大的同时,国有资产、国家资本正遭遇巨大的流失风险。     

剩余权最优配置探寻与国有企业改革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合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将无法完全的部分称之为剩余,而与剩余有关的一些权力,称之为剩余权。假定剩余权分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是针对不确定性产生的利润而言的,而剩余控制权是企业的一些生死攸关的决策,并将这两种权力统称为剩余权。既然剩余权力面临着配置问题,那么在理论上可能存在最优。我们通过对一元产权企业、二元产权结构企业与多元产权结构企业的分析得出企业剩余权的配置可能存在最优解,即当所有要素对应的剩余权力变化至要素的剩余权边际贡献相等时,企业的剩余权配置达到最优,而要素剩余权力边际贡献的改变则要依赖于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形成了由要素相对重要性为起点的均衡剩余权配置的关系,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对国有企业改革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原因及对策

信贷风险管理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突出问题,影响着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在隐患,而造成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化解和防范风险的主要措施是不断地完善金融制度和金融创新。     

试析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豁免问题

主权财富基金因为其特殊的国家背景而备受注目。依据2004年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不同组织架构下的主权财富基金可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待遇各不相同。因此,管辖豁免的问题也应该成为中国新成立的国家财富基金考虑其组织架构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