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特殊会社剖析

初期的伪满经济,可以说是特殊会社型的统制经济,要深刻地了解伪满的统制经济,必须对特殊会社的垄断活动及特殊会社的作用进行剖析.(一)为了对伪满经济实行殖民统治,关东军特务部和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紧密合作,用一年多的时间炮制出一个统制伪满经济的所谓《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于1933年3月1日,由伪满以《政府公报》号外公布.这个“纲要”是当时日伪统制东北经济的总“纲领”.在“纲要”第三项“经济统制之方策”中规定:“带有国防的或公共公益的性质之重要事业,以公营或令特殊会社经营为原则.”这是伪满第一次正式公布特殊会社制度.1934年6月发表的《对一般企业的声明》与1937年5月公布的《重要产业统制法》、《关于重要产业统制法施行文件》,都明确规定伪满要实施特殊会社制度,以统制伪满经济.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特种矿产统制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授权资源委员会对特种矿产实行了统制。通过对特矿的统制,国民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特矿产品,以此为抵押获得了外国信用贷款,通过易货贸易从国外换回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进行重工业建设的机器设备,还用特矿收益进行了重工业建设,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资源委员会对特矿的统制,也损害了从事特矿生产经营的矿商、矿工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特矿产业的发展。     

资源委员会与战时中国工业结构的转型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威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又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着手进行国防重工业建设.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到1945年底,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已发展到近120家.随着资源委员会在内地的大规模重工业建设,中国工业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战前的轻工业为主,向轻重工业平衡发展转型;由民营工业为主,向国营工业为主转型;由沿海地区为主向内地为主转型.战时中国工业结构的转型,既是应对外部侵略威胁的结果,也是国民政府工业发展政策导向所致.战时工业结构的转型使资源配置向着有利于国家的方向发展,实现了国家对工业的统制,增强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实力.但是,在战后继续实行这种统制性工业政策,则不利于中国工业的健康发展,使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艰难而坎坷.     

多视角看国民政府时期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

国防设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个重要机构,对中国国防资源的调查、统计、设计做出过巨大贡献.就这一机构的产生而言,它有广阔的时代背景.首先,它是应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其次,它是国民政府国防经济备战的结果;再次,它是国民政府进行政治整合的需要;最后,这一机构的产生与当时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紧密相联.总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产生,是当时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企业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经济统制政策以应对战时经济。经济统制政策的目标在于加强战时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而大力发展国家资本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形成,国家资本体系的确立,以及经济统制政策与国家资本企业的互动三个方面,考察经济统制政策与国家资本企业的关系,以及经济统制政策下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及其地位和作用。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对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京沪地区的煤炭统制

始于民国初年的现代煤矿调查，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门确立矿权、统合资源及规划发展提供了专业依据。基于此，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京沪地区在全面抗战初期进入了经济部门主持的煤炭统制状态。一个面向区域需求主动连接各矿区，努力调动运输资源的联合协商机制，成为国民政府在战时解决燃料供应的主要运作模式，并在战后继续服务于京沪地区的经济重建。就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意义而言，煤炭统制最初具有规划和组织行业发展的意味，而战争环境让其丧失殆尽，最终成为一种资源危机下的权宜之计。统制经济体现着国民政府对于产业部门和社会需求的观察、思考和行动。面向需求的供需平衡基于长期的产业调查统计而具有了一定的操作性。明确实施目标和理论参照之后，行政机构开始在煤炭的生产、运输和配售等各环节组织起一个基于联席会议机制的规程。既有研究大多将之解释为一种资源危机下的应对，而此机制在战争环境下丢掉了规划发展的一面，导致变形，失去了思想本原。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略论抗战时期的特矿销售

略论抗战时期的特矿销售唐凌抗日战争时期，钨、锡、锑、汞等矿产属国民政府统制的物品，称为“特矿”。本文根据资源委员会提供的资料，参证其他史实，对这一时期特矿的销售市场、形式、机构、利润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销售市场及形式抗战时期，中国特矿主要销往美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消费合作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三民主义及中国本位合作理论体系,希望给战时经济以极大推动。为维持城镇公教系统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相继制定物价政策、统制政策、专卖政策、优惠政策等鼓励消费合作社发展,这些举措的目的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调控物资、平抑物价进而满足城镇公教人员与普通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论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改革

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把由政府掌控的配置生产资源、统制经济活动和分配经济利益的权利转换给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组织,变权利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统制经济的态度嬗变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为积聚人力、物力、财力以应对战争之需,不断强化对经济的渗透与管制,逐渐形成以统制经济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中共对战时统制经济的态度是支持中有批评、反对中有赞同。在抗战初期,中共主张大力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随着统制经济力度的加强,国家资本逐渐膨胀,私人资本发展空间日渐萎缩,中共呼吁节制国家资本,发展私人资本;到抗战后期,尤其是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呼吁取消统制经济,争取政治民主。中共对统制经济的态度既受其作为工农利益代表的政党底色、国共关系演变的影响,也与统制经济实行过程中的流弊等诸多因素有关。中共有关统制经济的的考察,丰富了对抗战时期统制经济理论的观察维度,也为中共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治理水平提供了历史借鉴。     

抗战时期“贵州农业改进所”对贵州农业经济开发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贵州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30年代,全省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轮歇丢荒”、“广种薄收”的原始型农业生产阶段。 七·七事变后,由于贵州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贵州经济获得较大发展。1937年底,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吴鼎昌“调主黔政”,以“革新贵州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进后方生产,加强抗战力量“为其主要施政方针,与中央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往复磋商,于1938年4月1日建立“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简称农改所),专负改进全省农业之责。所有经费由贵州省政府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平均负担,技术方面则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派员协助。所内先后设置了农艺、森林、园艺、农作物病虫害、畜牧兽医、蚕桑、农业经济、农业工程研究等系及农业推广委员会共九个机构。以引进、改良、推广农作物和畜禽品种为中心,开展各种农业科学试验工作。该所成立以后对贵州农业经济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

为确保抗日战争的物资供给,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工厂内迁。然而由于战时需求陡增,上海的纱厂获得了空前利润。此时内迁至环境恶劣的国统区违反了资本家的意愿,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后方地区生产设施短缺,加之战后沦陷区民众内迁,日本封锁内地经济,国统区棉制品需求激增,进而引起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于是棉业统制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的核心,通过农本局、平价购销处、物资局等机构推行统制政策,投放储备棉,欲藉此保障供给、平抑物价。然而资本家不仅不积极配合,反而勾结投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花纱布价格飙升,黑市猖獗,市场一片混乱,国民政府对棉业的控制流于失败。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国家权力和纺织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从那时起,资本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就已经开始动摇。     

从“合办”至“自办”：近代华北水政的统筹

顺直水利委员会的会址位于天津,它旨在测绘顺直全省河道、制定治本计划,该会虽因“中外合办”颇受非议,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河水政的统筹。1928年9月,华北水利委员会正式在津成立,它由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而来,隶属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纯属“自办”;辖区由原“顺直”扩大为“华北”,“华北水利区”的范畴逐渐明晰,即黄河以北注入渤海之各河湖流域。在走向“自办”的过程中,河北省政府与国民政府因治权产生纠纷,多次协商后省府取消对华北水利委员会的限制,承认其对水利的统筹作用,并与之合作,华北水利由此得到一定发展。     

评伪满的经济“统制”和五年计划

(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在经济上自始就明确提出,实行“统制”政策,“不能放任自流,置于国家的统制之下”,“实行计划经济下的统制”。但把经济“统制”正式作为根本方针提出,则始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伪满建国一周年时发表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这个可称之为伪满经济政策总纲领的《纲要》,把经济“统制”作     

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的家畜收购输出统制

日本占领蒙疆地域后,为掠夺该地区的畜产资源,实行畜产统制政策,即对家畜及畜产物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实行强制性的政府指令、控制措施。在流通方面对家畜及畜产品的收购、对外输出、价格、加工等方面实行政府统制,其中家畜收购和输出是畜产统制政策的重点之一。当时从事家畜收购输出业务的有家畜输出组合、家畜交易厂、豪利希亚等。本文对以上流通领域的家畜收购输出机构从设置背景、计划及实践活动叙述分析,揭示伪蒙疆政权时期家畜收购输出统制政策的实质。     

国民政府矿业政策与矿业发展述论(1928—1937)

国民政府对矿业的管理,始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整顿矿业秩序,规范采矿行为,来开发矿利,提高财政收入,增强国势;另一方面却无法控制过量的税费和运费,无法改善矿业的生产技术,降低矿产品成本,从而制约了矿业的发展。这种矛盾与冲突,既与当时政治环境不良,政权尚未实现实质性统一有关,也与国民政府自身政治体制不健全,政府效率低下,政策缺乏整体规划不无关系。     

经济体制转轨后的我国国防经济建设

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对国防经济建设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进而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设计和国防经济融入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出发,探讨了国防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接的主要环节和主要对策,提出了以调整国防经济结构、有计划地发展高技术产业、改造传统的国防工业、深入进行国防工业体制改革、进一步增强和提高“七种能力”为内容的国防经济建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