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短命还是长寿?--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研究报告之一

本文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挑战了广为流行的观点.本文首先解释"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与"平均预期寿命"指标的概念和差异;然后使用2004年在中科院18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20个单位调查的死亡人口资料,检验"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下降趋势"的可信性;并利用全国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计算受过本科以上教育人群的生命表和"平均预期寿命",得出中国知识分子预期寿命大大高于普通人群的结论,推翻了"中国知识分子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这个流传广泛且被反复引用的错误结论.     

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估--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研究报告之三

中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生力军,关于中年高级知识分子“过劳死”的提法成为报纸、互联网络的热门话题,其健康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本文利用“北京市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对于其健康自评状况进行比较分析,试图用因子分析与模糊评价方法对于健康状况给以综合评价,以期了解中年高级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希望能为进一步制定、改善和提高专业技术人才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状况分析--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文章使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2012）,分别从空间维度、人口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对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只与配偶同住”是我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未与子女同住老年人与其子女的空间距离存在城乡差异;与年龄增长相对应的丧偶概率的提高是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重要因素;与儿子同住的老年人比例远高于与女儿同住的比例;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与居住安排存在相关性。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水平、差异及影响因素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健康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一国人口的整体健康水平。为测算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结合国内外健康素养的测评方法,从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医疗保健三个维度出发,创新性地设计了“北京大学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网络调查问卷”,并面向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受访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随机抽样与问卷调查。基于调查结果,对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和人群差异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考察不同维度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大多数中国居民具备一定的健康素养(71.41%),但具备较高健康素养水平的人群不足三成(25.07%)。分维度看,疾病预防(25%)与医疗保健(21%)维度中具备较高健康素养的人群比例较低。分人群看,健康素养得分较低的人群主要包括男性人群、60岁以下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自家农业生产经营人群与非农自雇雇主、农村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群。研究结论表明,重视预防保健、关注文化程度较低人群的健康教育、关注劳动力...     

中国居民健康生产效率的动态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综合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可分解的泰尔指数和空间(传统)计量模型研究2002～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生产效率的动态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生产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696、0.849和0.807,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0.5%;八大综合经济区居民健康生产效率表现出空间非均衡性,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居民健康生产综合效率差距的主要原因,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差异由区域内差异主导;人口密度和居民受教育程度提升对居民健康生产综合效率有正向影响,医疗保险参保比例对居民健康生产效率有负向影响;城市化率对居民健康生产率变动有正向作用,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比例对居民健康生产率变动有负向影响。     

阶层跨越能够改善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水平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人口健康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如何改善老年健康、增进老年福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社会因果论,使用2014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通过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对角线参照模型分析阶层跨越与中国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流动效应区分起点阶层和目的地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影响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当起点户口类型一致时,户口类型由农村转为城镇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高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农村老年人。户口类型由城镇转为农村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低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方面,研究发现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在不同收入阶层存在明显分层的现象。远距离向上代际收入阶层流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远距离向下代际收入阶层流动会降低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在分样本回归中,研究发现农村和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分布上差异较明显,同时农村和城镇老年人代际收入阶层流动回归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农村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64,城镇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76。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子女所处收入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的影响更大。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态变动的辨识及影响因素的评估分析——基于SSAPUR 2015-2016年面板数据

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仅关系老年人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会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亟须基于大样本数据对老年人口健康状态变动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5-2016年面板数据,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分析框架下研究影响老年人口健康状态变动的因素。本研究分别采用固定效应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及混合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更好地识别老年人口从健康到失能或半失能变动的影响因素。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都符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健康老年人口半失能变动和失能变动的影响因素具有显著不同的分布,从健康到半失能变动主要受社会维度的变量影响,从健康到失能变动主要受生物维度的变量影响。失能变动比半失能变动受更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参加公益活动、自评经济状况、单独居住和孤独感仅对失能变动有显著影响,居住地和听力障碍仅对半失能变动有显著影响。建议对面临不同风险的老年人进行健康干预,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措施。同时注重预防和控制老年人慢性病发生发展,关注老年人听力减退状况,消除老年人贫困,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     

甘肃省不同地区出生缺陷致病因素分析

为提高人口素质,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根据甘肃地理特点及经济状况,按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当地出生的5岁内婴幼儿作为调查对象。以出生缺陷患儿为病例组,以同年、同性别、居住地相近的正常儿作为对照,对其家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甘肃省不同地区出生缺陷共有的易患因素为:母亲孕早期服药史;母亲孕早期感染史;父亲年龄在35岁以上亦是产生出生缺陷的危险因素。提示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应大力进行孕前、孕早健康教育,深化优生指导,以达到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的目的。     

社会支持对我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Cox模型分析

文章运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纵向数据（1998～2005年）,对年龄范围在80～105岁的高龄老人进行考察,并基于Cox模型对社会支持于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对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支持的影响机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我国的现实意义来看,社会支持对健康的影响是针对不健康的人群起到了缓冲作用,社会支持和健康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另外,社会支持中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对改善我国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效果。     

影响朝鲜族生育水平的因素分析

中国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计划生育政策 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朝鲜族生育水平的下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朝鲜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影响朝鲜族生育水平的因素分析

中国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朝鲜族生育水平的下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朝鲜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家庭特征对完善计生工作的启示——以苏州市吴中区为例

利用苏州市吴中区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家庭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资料,在分析不幸死亡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特征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这些家庭对优先优惠计生政策的需求,建议加强独生子女意外死亡事故防范意识,建立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的长效保值机制,在依托并充分利用普惠型福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对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家庭的关爱,建立计生工作人员与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家庭之间的关爱结对。加强对他们的精神慰藉。     

Reduced Variation in Death Rates after Introduction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There was a sharp, persistent drop in annual variation i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940 and 1950. To evaluate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of this drop to the introduction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we examined standardized death rates (SDR) and life expectancy (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England and Wales, both of which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antimicrobials, especially penicillin, during this period. Annual variation in life expectancy and directly standardized death rates are measured as residuals from moving means. There were sharp drops in residual variation for males and females starting as early as 1944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1951 in England and Wales that persist to the present.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residuals dropped by 59–81% from before 1940 to after 1950 depending on sex, country, and SDR or LE. The timing and persistence of reduced annual variation indicates that antimicrobials contributed substantially to the change.     

Dimensionality of the Chinese Dyadic Adjustment Scale Based on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Based on the responses of 1,501 Chinese married adults 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yadic Adjustment Scale (C-DA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showed that four factors were abstracted from the C-DAS (Dyadic Consensus, Dyadic Cohesion, Dyadic Satisfaction and Affectional Expression) and these four primary factors were subsumed under a second-order Dyadic Adjustment factor. Invariance of the factorial structure between men and women were also found.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dimensions of marital adjustment assessed by the Dyadic Adjustment Scale [Spanier (1976).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8, 15–28] can be replica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although some minor refinement might be needed. The present findings als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use of the C-DAS for assessing marital adjustment in Chinese people.     

我国人口增长的经济教育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影响人口增长的经济和教育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建立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教育水平、收入分配差距三者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促进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经济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是对人口增长的抑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