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与人名的起源

在当今世界上,人人皆有其名。但人名是怎样产生的?它是不是历来就有的?弄清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一般情况下,素不相识的人见面,首先问对方的名字是什么。但在一些原始部落中,却不是这样,陌生人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你的图腾是什么?”如图腾为狼,则回答说“狼”;如图腾为虎,则说是“虎”。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中十分普遍。 为什么一些原始部落存在这种现象?难道人类最初没有个人名字吗?从许多现象来看,人类早期不仅没有个人名字,而且没有群体名称。 图腾产生之前的人类群体,无共同的意识、共同的标志和共同的名称。图腾产生之后,每一个群体都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图腾,并作为群体的标志和名称。这样,图腾意识成为人类早期的共同意识,图腾标志成为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图腾名称成为最早的社会组织名称。     

人名特点在侦察破案中的作用

在文件检验工作中,经常遇到犯罪分子在仿单、信件以及票据上签署名字。在签署的名字中,有暗语、有代号、有缩写,还有个别的签署真名实姓。 人名,是一个人特定的称谓,是一个或几个字与姓氏合在一起,来代表或区别于他人的人称代号和社会标识。我国早在殷商以前就产生了人名,即乳名和学名。就一般而言,均为父母所命。商末周初,从名中又派生出来“字”。     

中国区域文化史及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由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广东省历史学会、广州师范学院联合主办,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承办的“中国区域文化史及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０日在广州师范学院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来自１１个省、区、市的专家学者共７０人。会议收到论文５０多篇。会议研讨的内容相当广泛,从宏观和微观的各个方面,对中国文化、各区域文化、民族与民系文化、中西比较文化等都有论及,颇具深度和广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首先是对区域文化的定义和区域文化史的研究。不少学者认为区域文化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途…     

多侧面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说:“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国情”不仅是指我国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的现状,也应包括我国历史上的“国情”.有鉴于此,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多侧面地反思和研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估价,是深化认识国情的重要方面之一. 过去,我们对文化的研讨是很不够的,长期来历史学界的研究都集中在政治史、农民战争史的狭小圈子里,致使我们的视野愈来愈缩小,这种状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倡导研究中国文化,反思传统文化,已引起各界的关注,曾先后召     

有趣的黎族姓氏

姓氏,黎语称为“番茂”(ｆａｎ53ｍａ:ｕ55)或“茂”,是最能体现黎族父系血缘关系的一种文化现象。黎族的姓氏和名字是分开的。名字只是限于个人,而姓氏则体现出整个具有父系血缘关系的氏族乃至部落。一般情况下,黎族只叫唤人的名字,待要了解这个人的各种社会背景时,才涉及到这个人的姓氏。对于黎族姓名的这种复杂关系,外族人一般很难观察到,以致有不少研究者认为黎族没有姓氏,甚至认为构成黎族名字的声母是姓、韵母是名。这都是对黎族社会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太深入的原故。黎族姓氏,据目前所调查,约上千个,几乎都以动植物、所居住的地名和偶…     

中国学术信息

本刊讯　儒教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的“儒教问题学术研讨会” ,于 2月 2 4日— 2 5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召开。来自学术界的任继愈、方克立、卓新平、吴云贵、张新鹰、曹中建、李申、张立文、蒙培元、周桂钿、陈来、赖永海、郑万耕、徐远和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就儒教研究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等课题 ,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儒教研究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学术界一直认为 ,中国古代为非宗教国家 ,儒教不是宗教 ,而是教化之教。 2 0世纪 70年代末期 ,著名学者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说”…     

汉族人名里蕴含的文化典故

名字既是代表一个人的符号，又是一定历史文化、社会意识的反映。从表面看，人名是语言现象，但实质属于文化现象。人名既然属于语言现象，那么人名研究就可归入词汇学专名研究范畴，自然也是修辞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归根到底，人名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载体的功能，     

从明儒“斋”“庵”“轩”之号看心性之学

中国人的姓、名、字、号是一门学问。由“名”之字义引出的“字”（如岳飞字鹏举）都是既定的，即是父母给定的，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作为人名之外的“号”则是另起的或后起的，是自称的或自号的，如葛洪自号“抱朴子”，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并由此在人间著述书札以“号”代名。怀着这种常识，在重读《明儒学案》之余，发现这种起自于晋宋时期的自“号”风气（见《日知录》卷二十三《自称字》），在明代得到极大的普及，以致使黄宗表在编《明儒学案》目录时往往将“号”置“名”前，出现的称呼竟然是这样的：…     

《鲁迅日记》若干人名考辨(三) 王凡、王弘是胡蛮写信用的化名

鲁迅当时为对付敌人迫害,在鲁迅的《日记》中,或双方通信时,都有意用各种化名以避免意外的瓜葛,有时同一个人用十几个不同的名字来称呼。美术研究工作者胡蛮,在鲁迅的《日记》中,就出现过王凡、王弘、王钧初三个名字。《鲁迅日记·人名索引》编者就误为三个人了,其实这三个姓王者,均为胡蛮一人。最近笔者访问了胡蛮同志本人,才弄清楚了这些化名的来由。     

文化全球化的冷静思考

近年来,“全球化”的名字满天飞。各种传播媒体经常使用这个名字,许多文本和会议都喜欢冠以“全球化”的字眼。在文学领域中,似乎也不示弱。诸如“全球化趋势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挑战”,等等。何谓“全球化”,在西欧和北美,这一词语所标识出的,是指其所形成的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再具体一点就是美国化。而在世纪年代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却常常被译为:或走向世界、或同步于世界、或与国际接轨、或人类地球村等。“全球化”,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中。自从美国电脑公司提出产品全球输出之后,全球化趋势最早从世…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区域划分、历史渊源、学科分类、外交内容等角度而言,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范畴与内在要求。“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持、语言保障、各领域的刺激与推动,无疑会为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开创新的契机。同时,任何伟大举措的实施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支持与思想文化的保障,非洲文学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学术支撑与文化保障。     

三十年汉族人命名趋势研究

人名一直以来反映命名者的社会心理和精神风貌,同时也反映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对比了北京市1978年出生和2008年出生的汉族人名,发现三十年间的人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字名普及、常用字不同、叠音名减少、男女性格特征淡化、从四字成语或俗语中取名、虚词使用增多等方面,此外人们命名在保留传统习惯的同时也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但是三十年前命名的问题现如今依旧存在,本文就此提出了命名时应注意的问题。     

蒙古族的姓名

蒙古族虽然有姓,但一般习惯上只称呼名字,不道姓。为了避免与他人重名,很多人将蒙姓或父亲名字的第一音节放在自己的名字前面。比如其父名叫:“莫德”,儿子叫“照日格图”。为了避免与他人重名,儿子就将父亲名字的第一个字“莫”做为姓,称为“莫·照日格图”。     

中国人的姓和名、字与号

中国人不仅有姓和名,有些还有字和号。名和字的称呼,都有一定规范,不可滥用。在中国古代,名和字不是同一种称呼,而是两码事。但其字却又与名密切相关,字是名的补充和说明。例如:岳飞的“飞”。就是鸟类用翅膀在空中飞行,而他的字“鹏举”,便是说明像大鹏鸟那样展开双翅在空中翱翔。张学良字汉卿,系取用张良是西汉名臣的意思,     

“和”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中国文化思想以“和”为贵，“和”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理想。千百年来，华夏儿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寄予了“和”的理想，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更以“和”为至境。人们对“和”的追求广泛而强烈，从天地和合、天人合一、人人和合到具体的物之和、艺之和乃至心之和。“和”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境界、对作家主体的人格修养、对文学风格的形成都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中国文化在20世纪走过了坎坷的历程。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中国文化从 19世纪中叶起就开始走向衰败,以至于在一片“全盘西化”的喧嚣声中,“中国文化究竞有没有未来”都成了必须划上大问号的问题。然而曾几何时,伴随着中国大陆“国学热”的出现,特别是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关注,有人却又作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乐观论断。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究竟会有怎样的前景?本文拟从分析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张力入手,对这一问题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方家与同道。 一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有其原始的亦是内在的统一性。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系统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系统的民族性特质,而且这种特质总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处于自然的发展演进之中,因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兴起、现代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前,对于尚处于“自为”阶段的各个民族文化系统而言,其民族性与时代性无疑是有着原始的、内在的统一性的。但是,当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在西方文化中出现并进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以后,对于后起的现代化民族的文化而言,这种统一性就不复存在了。被视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的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生为现代文明之子,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清理极左思潮, 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 “走向世界文学”的提出,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新方法的引进, 文化热的介入, 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的兴起, 多种研究思潮的交织碰撞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复杂、丰富深入的研究格局; “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讨论, 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追求的新的文学史观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尝试和努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的讨论、人文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都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深层思考,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法和视野都有内在的深刻影响。     

云岚山上汪王墓

汪姓在徽州是一个大姓显姓,早在明代《新安名族志》、《新安大族志》就记载微州“十姓九汪”。由此蔓延全国,便出现了如胡适说的,在外地只要碰上姓汪的人,一打听大多是徽州人,或是源出于徽州。歙县有座云岚山,山上所葬者汪华,人称汪王、越国公、汪公大帝,都说徽州汪姓是他的后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云岚山的汪王墓己具有超出了一般墓园的价值,从“两个效益”来考虑,它应是一处深深打上了徽州文化印记极富开发前途的旅游景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特色

中国古时有以为史书不过是记述政变与战争的“相斫书”的说法。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也曾经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旧史家笔下,确实是一部政治史。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所谓“文以载道”的原则,也强调文化形态不过是“载道”,即承载政治内容的“车”。中国古代这种有人称之为“政治优先”,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争,在我国旷日持久地进行着。这场斗争表现为多种形式,从无声到有声,从论战到枪战,未曾间断。 1919年马列主义刚刚传到中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潮流就分成两派。一派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传播马列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另一派是以胡适为首的“文化人”,马上出来反对,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干的事。两条道路之争自此开始,逐步升级。从使用批判的武器,直到使用武器来批判,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与国民党进行武装较量,最终取得胜利,成立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