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企业环境犯罪专项合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发展理念的转型呼吁企业环境犯罪治理效能的优化提升，但目前我国企业环境犯罪治理存在着刑事立法上的供给不足与刑事司法上的正当性危机，亟须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平衡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能切实起到预防企业环境犯罪效果的治理模式。企业环境犯罪专项合规的建设不仅能够回应该领域的刑事法不足，还能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具有必要性。与此同时，尽管是舶来品，但刑事合规与我国企业环境犯罪治理的理念相契合，将其引入企业环境犯罪治理并不存在规范上的障碍，具有可行性。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论我国邪教犯罪的刑事政策及其展开——以山东招远“全能神”教案件为切入点

邪教犯罪的发生有个体、社会、国家、国际等多方面的原因,只有深刻认识这些原因,才能从我国现有的综合治理的总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关于邪教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中发现不足,进而在重新定义刑事政策、正确处理邪教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改善社会团体管理制度、建立群众参与犯罪预防机制等方面,结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全面构建预防和治理邪教犯罪的刑事政策。     

网络平台刑事合规的风险防控与规则建构

大数据时代,网络平台面临的安全与法律风险愈发凸显。基于法益保护有效性及承担主体责任的要求,引入刑事合规治理网络平台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网络平台刑事合规具有从刑事实体和程序法层面给予减、免刑责以及不起诉、暂缓起诉、认罪认罚从宽的激励功能,亦可构建能够判定主观间接故意、过失以及客观不作为犯罪的归责功能,因而能在网络平台风险内控、犯罪预防与刑责规避中发挥重要作用。网络平台刑事合规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的现有罪名和基本框架,由司法机关推动建立外部安全预警、第三方监督机制,并和企业规章进行有效衔接。此外,还要引导网络平台构建内部安全风险预警、风险消除和举报监督机制等刑事合规内控制度,具体落实刑法义务,从而形成国家和企业的协同共治,实现对网络平台的风险管控、归责和出罪机能以及对网络犯罪积极的一般预防。     

论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内部防控机制的构建

特大型、大型民营企业中的部门经理、分支公司经理等中层及以上层级的高级管理人员与中型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等顶层管理人员属于民营企业家。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数量激增,主要集中在与企业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与区域、行业经济活跃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民营企业家犯罪与个人财产、企业财产不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规则意识淡漠等因素有关。民营企业应当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财产,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科学的决策、制约机制,做到依规守法经营,并加强企业融资及其关联领域犯罪风险的防范。     

论网络犯罪的看门人规制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及相关网络法将互联网平台等市场主体视为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看门人,为其设定了丰富的在线控制用户违法犯罪的看门人条款,形塑出“国家管看门人、看门人管用户”的看门人规则体系。看门人规则具有权力和义务二重性特质,看门人承担和履行国家设定的犯罪控制义务,但又由此拥有在线影响、干预用户的社会权力。制度能力决定治理能力,基于看门人规则的新型规制模式以元规制和自我规制的交互推动了犯罪治理的时点向前端防范和源头治理转移,回应了刑事规制作用范围有限、预防效果不显、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催生出看门人规制和刑事规制二元并立的数字社会治理架构,成为数字化时代改善网络犯罪治理之国家能力的关键所在。     

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刑事风险与防控

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刑事风险是指企业家及其企业的未来因可能发生的刑事犯罪或卷入刑事诉讼而遭受的失败或负面影响，可分为因刑事犯罪引发的风险、因刑事诉讼引发的风险或未然刑事风险、已然刑事风险等各种类型。企业家自身的素养、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外部的法治环境、外部的关系协调等是形成这种风险的内外因素。企业家及其企业对未然的刑事风险应未雨绸缪，积极防范和化解；对已然的刑事风险应沉着理性，依法予以应对，将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思考

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控制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刑事政策的不同选择,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具有不同的导向,并直接影响着预防和惩罚贪污贿赂犯罪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现阶段国际反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反腐理念和机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贪污贿赂犯罪控制模式的认知,其意义不仅为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提供参考,更为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非盟网络犯罪治理：成效、挑战及展望

网络犯罪日益成为非洲大陆的一大威胁。非盟作为最重要的全非性国际组织,在非洲网络犯罪治理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并取得了积极的治理成效,但也面临成员国的统一政策与配套立法缺乏、高素质网络犯罪治理人才不足以及非洲民众对网络犯罪缺乏认知等诸多挑战。对此,非盟可采取新的治理路径：一是构建统一的区域监督机制,提高有关政策及公约的透明度;二是建立刑事司法框架,促进国际立法合作;三是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完善企业应对机制。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与非盟应积极发挥网络犯罪治理的合作优势,共同为全球网络犯罪治理贡献力量。     

企业刑事合规的中国经验

合规在企业自律上的治理淡化而导致风险升级,由此合规行政和解激励和合规刑事激励倒逼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企业去犯罪化而诚信经营,这是以一种合作式理念来替代传统的注重惩罚的对抗式理念。为了能让犯罪的企业起死回生持续经营,我国由检察机关首倡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工作主要是在公诉环节引入企业合规激励机制,构建企业刑事合规的程序出罪路径。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多是在轻罪案件中采用与合规挂钩的酌定不起诉模式,有少数重罪案件采用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主要针对我国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呈现“双不起诉”的现象。在试点推进和制度构建上,可以对重罪和轻罪案件分别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要求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合规整改措施,准确界定检察机关介入企业合规的边界,制定完善合规监管人制度和合规考察期制度,将合规出罪纳入到更广泛的合规从宽模式之中,借助企业行政合规推进企业合规管理的常态化和经营正常化。     

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与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理念的更新与进步。我国法律允许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机关所否定、排斥的命运。由于刑事司法的工具论与刑事司法功能的单一化，导致我国立法存在严重不足，应当借鉴国外恢复性司法的新举措，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企业刑事合规的路径思考

刑事合规的初衷是预防和监控单位内部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已经全面进入我国理论与实践的视野。企业刑事合规对于企业犯罪预防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凸显企业在犯罪预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有效缓解刑事法对企业犯罪惩治的不利影响。但是,刑事合规理论与实践面临诸多困境。从国际上看,存在着有效刑事合规标准不统一、无法满足全覆盖要求、刑事合规负面影响遭忽视等问题;从国内来看,存在着组织体责任冲击传统的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企业合规刑事激励制度试点不顺畅等问题。当前,应当通过构建相对统一的合规标准、适当调整合规计划具体要求、切割单位与成员的刑事责任等措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规不起诉制度。     

风险社会下污染环境罪之处罚扩张问题研究——以危险行为犯罪化为视角

我国刑法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结果本位”的传统立法观念严重制约了对当前环境风险的防范及其有效治理,难以对污染环境危险行为做出有效规制。顺应“犯罪化”、“处罚早期化”等国际刑事立法潮流,学习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扩张处罚,将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犯罪化,即在《刑法》第338条的基础上增设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基本犯罪形态,实现刑法对环境污染防控的前置保护。     

反思与拓展:企业刑事合规中的本体价值分析

企业刑事合规是实体与程序结合的整体,刑事合规是在刑法这一初级规则之下的,针对企业犯罪的二次法规,为企业犯罪创设了从归责到预防的规则理念的转向。刑事合规从本质上看并不完全隶属于刑事法的范畴,其研究的起点应当以法秩序的整体为基础,实现法益的单一评价向多元法益和双边法益的评价,以比例原则为限度,明确企业刑事合规的本体价值,实现法秩序整体价值的最大化。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比较探析

作为世界第一部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基本上是与《公约》相适应的,然而,在罪名体系、犯罪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方式、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贿人的主观目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与《公约》规定接轨,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优化

近年来,企业合规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前对于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讨,呈现出研究视角片面化、碎片化的固有局限,亟需以更具整体性特征的预防性司法理念为视角,对制度运行的理论基础进行理性追问,剖析面临的多维困境。基于预防性司法理念所蕴含的社会本位和事前积极预防特征,刑事立法与司法当以制度本体的合规化再造为要旨,在适用范围上祛除涉企案件类型限制,在考验期限上延长合规建设时间跨度,在监控主体上构建合规协同监控体系。同时,以内生议题的统筹性安排为依托,助推刑事司法理念的范式更迭,发挥刑事激励机制的实然功用,明定不同程序之间的顺畅衔接,从而构建出中国式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的基本轮廓。     

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应对困境及出路

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利用网络技术衍变出的涉众型金融犯罪新样态，具有隐蔽性更强、手段更新、整体性更明显、网络化与组织性更突出等特征，加大了司法机关对其发现、认定、调查、取证等方面的打击难度。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严重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了防范和化解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带来的重大金融风险，检察机关应加强刑事司法介入的职能，坚持打防结合，强化内外联动，通过提升刑事打击能力基础、创新运用监督监管手段、构建协作共建机制等措施，建立司法机关治理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工作体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体现出检察机关的责任担当。     

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

刑事政策是国家与社会对犯罪问题采取行动的反应系统,是探求犯罪治理的科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为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推进刑事政策模式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国家与民间社会成为共同的犯罪治理参与主体并形成国家"专治"领域与"共治"领域的场域分工,刑事政策目标定位模式应深化为"消除犯罪根源的社会治理",刑事政策中权力配置模式应依托于"刑事司法模式",刑事政策中的行动展开模式应提倡"日常式犯罪治理"。     

论代孕行为的刑事治理策略

近年来代孕行为频频被媒体曝光,其社会危害性为学界所重视,并成为刑事治理的研究对象。代孕合法论和非法论的观点之争,为代孕行为刑事治理及合理限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代孕诞生于现代医学生命科技,但在实践运用中容易商业化并由此产生严重社会危害风险。代孕行为刑事治理应首先区分合法与非法,对非法代孕行为应合理协调现有犯罪立法、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并实行法定犯模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立法启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当今世界关于治理腐败方面最为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其创新性的理念与策略及制度设计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有极强的借鉴意义。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立法应借鉴《公约》打防并举,以防为主的理念,将治理行动与行政法治建设结合,并在完善刑事立法,加强民事、行政立法及增强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综合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