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的颠覆与重构——弗洛伊德“心理小说”理论及其批评实践

从20世纪初期起弗洛伊德就在小说观念领域悄然发动了一次革命，他把自己的“深层心理学”理论延伸到了小说理论研究和批评之中，明确肯定了“心理小说”的人性意义和现代审美价值，并从“无意识”表现的历史存在揭示了西方小说史的心理学本质，对西方古典主义的小说创作原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有力地影响了西方现代小说家的理论立场和创作观念。但其理论和批评中过于浓厚的“泛性论”色彩和古典主义传统的余波又阻碍了弗洛伊德小说思想与西方现代小说创作批评界的深度融合。     

主客体关系的对立与融通——诠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早期,吉登斯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学方法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廓清它们在主客体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在此基础上,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地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理论主张,主体与客体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社会结构赋予行动所必须的规则与资源的同时,自身又必须通过行动才能得到再生产。从社会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结构化理论在解决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共时与历时等范畴之间的张力方面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新文化视域中的现代情感诗学建构——1920年代初梁启超对于文学之“体”与“用”的重新定位

1920年代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发表了一系列与早年"三界革命"时代的文学观判然有别的演讲和著述。他强调情感与理性、文学与科学的分界,并从阐发文学的情感表现本质,张扬文学的"情感教育"功能入手,将文学纳入其国学架构中,借助中西文学比较等新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阐释。梁启超的情感诗学成为实现其"宣传新文化"、"培养新人才"和"开拓新政治"主张的重要载体。由情感诗学所彰显的梁启超的新文化观,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形成深具启发性的对话关系。     

“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与功利主义精神——论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然情感理论

休谟和斯密的光芒有时竟遮蔽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全景,以致弗兰西斯·哈奇森的思想一直未受学界充分的重视。韦伯为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考察了"天职"这一概念;同样,弗兰西斯·哈奇森在"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伦理与功利主义精神之间也完成了一个切换:提出了以自然性情(包括道德感在内)这一新的人学建构理论。"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伦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基本特征。从"遵循自然"到"遵循自然情感"的新的心灵构造、自然情感和人的社会本性学说,为从注重自控与内在自由的斯多亚主义向动机论的功利主义之公共福利与进取精神的过渡提供了基础。     

禅宗语录“（××）汉”称呼语的语义语用分析——兼论“汉”的历史来源及情感倾向

“（XX）汉”是禅宗语录中高频使用的称呼语，其语义内涵丰富，有着特定的禅宗行业意义。从语用表达看，“（XX）汉”称呼语在言语交际中起到情感表达、主观评价和警示学人等语用效力。禅宗文献中首次出现了“（XX）汉”的褒义用法，使得“汉”从原来的贬称发展为一般的通称，成为现代汉语“（XX）汉”用法的主要来源。     

理论思考的深化与“理论局限”的成因——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二）

胡风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方法＂持续深入的认识,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文艺观有深刻联系,这在他对＂同路人＂的思考上得到集中表现。因此,胡风文学批评局限又是以＂自相矛盾＂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近些年的＂胡风文学批评＂研究中,胡风并非真正＂自我＂和＂有根＂的话语方式颇受訾议。对于＂胡风理论局限＂的形成根源,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生成和发展流程上认识,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局限的思考中得到认识上的深化。     

论罗羽诗歌的“植物诗学”——关于当代诗歌思潮与诗人（五）

在罗羽的诗歌中＂植物＂具有重要的意义,＂植物＂既是诗歌内部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与诗人情感的图腾,也是一种对自我、对社会、对人类的表征与人类生存处境的转喻,同时他诗中的＂植物＂还是一种地方志的铭写,是使写作更加有效的特殊的感受方式与感受力的显现。对＂植物诗学＂的敏悟使罗羽的写作逐渐呈现出具有自身个性的美学特征,并使他的诗歌具备了尖锐的力量与复杂性。     

“劳动解放妇女”：妇女劳动的新道德、新情感与新形式——以《红色中华》（1931—1934）为中心的考察

中央苏区时期留守在后方的农村妇女在党的带领下广泛投入农业劳动生产战线,苏维埃模式的劳动实践以及“劳动解放妇女”的观念进入妇女日常生活。选择《红色中华》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相关文本,考察苏区时期“劳动解放妇女”的话语实践过程。革命话语对传统劳动观念进行改造,赋予劳动以政治道德,苏区妇女的劳动实践同时也是国家主人翁的生成实践,妇女成为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主体;在光荣与愉悦的劳动情感中,苏区妇女重建长期被剥夺的作为人的尊严,作为情感主体而存在;在组织起来的、阶级互助的劳动活动中,妇女学习技术、互帮互助,成长为自觉的且具有阶级意识的劳动主体。多维度的主体地位赋予劳动以解放性内涵,激发妇女自觉投入苏维埃广阔的劳动实践,释放“半边天”的重要作用,妇女解放与苏维埃建设在劳动实践中形成了有机统一。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现代诗人与诗歌思潮重释（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为整个穆旦研究定下基调，到穆旦的《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其主题词显然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以及它的被凸显，标示着穆旦诗歌意义被争夺的焦点所在。穆旦提供的一种“景观诗歌”，“可译性”是其重要特点，我们应当由此进一步探讨“景观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意义，并由此考察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笔谈（下）——接受理论与文学翻译标准的多元化

探讨了全球化时代文化趋势对人的生存及比较文学研究的冲击与启示。张跃军谈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景观 ;邓艳艳谈形象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周庭华谈接受理论与文学翻译标准的问题 ;钟友循则表现出对全球化时代人的“图像化生存”的一种忧虑。各篇文章角度不一 ,但各成一家之言。     

宪法解释与宪政实践（专题讨论）——论人民与人口治理——对“八二宪法”第25条的规范解释与重构

自1982年人口条款入宪至今已有30年，在此尝试分析并解释这一宪法中颇受争议之条款——第25条。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的政治，然而谈及中国现代法治进程，涉及的不只是一个谁统治谁的合法性问题，还内含了一个人口治理的维度。人口是人民这一精神性事物的肉身，它的基本单位是家，现代性在中国可表达为从“小写的家”客观化为“大写的家”。就此而言，现代人民统治的基本结构就不是“个体自治一公共自治”的二元模式，而是“公共自治一家庭自治一个体自治”的三元模式。据此，第25条应当从人口治理的角度加以扩大性解释，即应解释为“国家实行人口管理，使人口的变化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中原中心论”：历史表述与现代价值（笔谈）——重建中国文化起源的历史论述

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曾长期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核心，即所谓“中原中心论”。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一些新的古文明遗迹被发现，于是有的学者开始对“中原中心论”持一定的存疑。那么，“中原中心论”是否真的过时了，中原文化能否继续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被加以表述？为此，我们约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原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精神建设”课题组的部分成员，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推动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让学习活动成为“再创造”的过程——《长方形与正方形》（北师大版第四册）二次教学的思考

《长方形和正方形》是北师大二年级下册的的内容,也是小学阶段几何学习的起始内容。这部分知识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在数学学习中有着重要意义,小学生由原先直观的“初步识别长方形和正方形”深化到“感受并能用自己的语言描述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这～内容对于学生来说是抽象的,如何设计猜想与验证的数学活动、概括长方形与正方形共同特征和不同特征是该节课教学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