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要破解乡村发展的困境,振兴乡村,走城乡融合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战略,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探索的是中国道路。对此,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联动;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绿色增长机制,推动新型城镇化向绿色低碳宜居方向发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城镇化社会融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融合发展:经验、梗阻及新时代方案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城乡融合的战略选择,二者互为联动、相互促进。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农村发展,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主线;坚持破除城乡、工农之间二元结构;坚持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农村改革"方法论"。目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二者融合发展,只有促进要素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双向流动,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产业城镇化、绿色城镇化以及社会城镇化,才能真正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乡村振兴的测度、格局与逻辑

本文采用2010至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乡村振兴指数,利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以及莫兰指数研究我国乡村发展规律。研究发现：（1）从空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具有地域聚集性,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等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指数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正相关,而生态功能区为主的西部地区呈现低-低集聚的空间正相关;（2）从时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水平在稳步提升,而且区域之间呈现收敛趋势,但“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未改变。据分析,我国乡村演变规律与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地理区位相关,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两个逻辑：乡村振兴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相融合、乡村振兴要与新型城镇化相融合。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建设美丽乡村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美丽乡村的发展方向与进程直接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效果,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基于对阻碍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原因的剖析,探索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办法,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之“镜”与“径”——基于“四个自信”的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向探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城乡发展需要遵循“政府主导、城镇联动、全员参与”的建设规律.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采取的“田园城市”“工业化与城镇化并重”和“城市农村一体化”等发展模式具有可借鉴与复制性.有鉴于此,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及城乡一体化经验可以“镜鉴”到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建设进程中,并立体化绘就出“科学发展先行、社会需要导向和多元成本分担”的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建设蓝图,并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新时代意涵.     

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重大关系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目标,迫切需要理清乡村产业兴旺与国民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等之间的关系。乡村产业兴旺,并不意味着乡村产业要为当地经济增长作多大贡献,但应进一步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增强当地主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创造更多机会和条件,各地为此要做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确定合理的乡村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同时,作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产业兴旺应与新型城镇化相互促进,协同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发挥作用,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乡村产业兴旺要靠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供动力和支撑,靠惠农强农政策提供支持。     

乡村振兴背景下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及反思——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

逆城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受益于高度城镇化的溢出效应、乡村市场化的内生驱动、“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组织模式，H企业带动了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逆城镇化实践，整体上展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的实践逻辑。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逆城镇化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不是对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的挑战与反叛，而是新型城镇化的调适与顺应，与主流城镇化战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生共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母体之中，进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认知与实践误区及其矫正

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是2017年,乡村振兴实践则存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百年来,经历了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国家进场围绕土地制度的乡村建设、国家主导下从汲取到反哺的乡村振兴三个阶段。当前乡村振兴中存在割裂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乡村振兴滞留于外在的物化层面、乡村建设忽视区域的分化与差异性、乡村发展走的是依附型道路、将乡村振兴理解为乡愁的寻找和打造等认知和实践误区。总体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在全面理解其系统性、战略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走自主性、内生性、普遍性、差异化的道路,处理好乡村振兴中人才"所用"与"所有"的关系,注重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与协同。     

关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而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动下逐步实现。通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和美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都要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原则。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经营的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制方面统筹安排。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新发展阶段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势必要寻求新动能。数字经济在乡村产业专业化、融合化、信息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能从效率提升、产业变革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存在着数字化转型能力不强、要素协同运转不通畅、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以及产业衔接不充分等制约。因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乡村产业数字化,提升乡村产业要素协同度和乡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健全乡村数据分享机制,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有效衔接,进而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东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东北地区在“后扶贫时代”下,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尤为迫切。目前,东北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诸多社会风险,包括乡村产业发展风险、环境治理风险、文化滞后风险、基层治理风险、乡村返贫风险等方面。应从加强农村经营体系创新、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加强文化创新提升农民素质、夯实农村基层治理基础、持续关注返贫问题五个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振兴带动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县域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再造：类型与比较——兼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

从人口流动趋势和规模来看，县域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县域经济基础，将县域城镇化主要划分为外生型县域城镇化和内生型县域城镇化两种类型。不同的县域城镇化在国土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县城在城乡关系中的地位也逐渐凸显，并主要塑造出“依附型”和“融合型”两种新型城乡关系。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是：一方面要运用类型学思维和区域视角去开展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要以县域为基本单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根据县域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特点，通过规模效应和分层分类供给不断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增进县域内不同群体的社会福祉。     

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角色定位、作用机制与路径建议

审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国家审计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有经济监督者、鉴证评价者、风险预警者、权力制衡者四重角色功能。从“揭示——应对——防范”的逻辑视角看,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发挥,依托“查病”端排查、抽查机制和揭示机制发现问题、“治病”端应对机制和控制机制解决问题、“防病”端威慑机制和预警机制防范问题,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经济监督、鉴证评价、风险预警以及权力制衡。据此提出加大乡村振兴国家审计监督力度、推进乡村振兴国家审计全过程公开、加快乡村振兴国家审计数字化建设、构建乡村振兴国家审计评价体系等优化国家审计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与突破

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指县域城镇化进入发展质量较高阶段并呈现出集约高效、包容共享、绿色低碳、特色鲜明、治理现代等特征。推进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国家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客观需求。当前中国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受到产业升级难、创新创业低、高端人才少、体制机制僵的制约,亟须从产业发展、创新培育、人才育引、体制变革等方面推进。     

县域经济发展：双重驱动与“三农”底色——兼论“县域经济发展有限”

县域经济发展是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平衡发展和推进县域居民过上日益美好生活的重要支撑,亟须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提质增效。然而,有学者认为县域经济成长空间很有限,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必然导致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地级市被拖垮的问题。其实,国家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等发展战略为县域经济发展激活了新引擎,释放出新活力,并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县域经济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可以依托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机遇期,以及国家重视“三农”问题解决的利好政策,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已成为乡村宝贵的旅游财富,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已逐渐发展为振兴乡村经济、文化、生态的强大促进力。然而,在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复兴过程中,却也受到工业化、城镇化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内外部冲击,面临文旅产品整合创新不足、产业布局缓慢等与旅游发展融合不畅的复杂困境。鉴于此,该文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困境进行具体化分析,并根据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性提出文化遗产资源整合规划、保护开发并举等可行性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期有效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旅游业发展困境,助力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有效化开发、全方位保护。     

乡村业态演变与共享新业态建构

乡村传统业态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副业为辅的结构,这一“农业态”在小农经营、社队集体经营下保持着长期稳定。然而,乡村农业态在乡村转型发展中发生了较大变化。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让乡村出现农业和非农业的“混合态”,乡村产业不再是单一的农业态,尤其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导致乡村农业和非农业陷入劳动力不足的困境。鉴于乡村旧业态已经打破,或出现城镇化不适应症以及已经出现共享产业、共享经济新业态,国家可以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农业生产多方式经营、重点保障土地经营者权益和健全乡村产业发展保障体系等方面着手建构新时代乡村新业态。     

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

大数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也是实现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提升乡村振兴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对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向纵深开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配套措施不完善、基础设施薄弱、应用人才缺乏、数据信息的共享和整合存在体制性障碍等突出问题,需要在平台构建、制度完善、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举措,充分发挥大数据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意涵、着力点与实践路径

目前我国“三农”工作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之“三重逻辑”的背景、“三个现代化”的任务与“四项遵循”的原则构成了其基本意涵。立足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把握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现代治理三个基本着力点的前提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