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社会视域下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协调机制的构建

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把人从中世纪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用理性取代了上帝,促进了个体理性意识的觉醒和形成,使人转向关注人本身和人的理性。理性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极为重要,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理性的作用,个体理性往往需要有效的社会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于美好生活社会来说,理性发挥作用的机制比理性本身更重要,为了使美好生活社会建立理性发挥的有效机制,理性个体在社会行为中既要遵守规则又要合理求助,而个体理性的运用也需要有美好的社会理性环境,当个体理性地求助时,社会要有响应者和可信赖的他者,从而避免个体理性缺失与社会理性缺失相互恶性循环。也就是说,构建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协调的机制对美好生活社会而言至关重要。     

论个体代价

任何发展都是在付出成本和代价的条件下实现的。思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理应关注人的代价问题。个体既是一切人的代价和社会代价的最终承担者 ,也是人的代价的最主要形式。研究个体代价 ,既要研究产生个体代价的社会条件和根源 ,也应将个体代价与社会发展纳入辩证理解之中。历史活动中的个体代价具有普遍性特征 ,因此 ,我们应关注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个体代价问题。同时 ,关注个体代价 ,正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地减少和消除代价。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视角下的和谐个体探析

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深化改革,促进和谐社会,就必须培养出和谐的个体,使社会成员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享受到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来看,和谐个体的内涵至少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自我和谐这三个方面。论文从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和谐个体的构成要素、辩证关系,并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矛盾及解决思路。     

中国"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社会病理学研究

当代中国正处在典型的以城市化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紧张"式的"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并流行.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生既与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有关,也与社会转型期造成的社会成员"扎根"的土壤不肥沃有关,而其深层次的社会病理原因是:现实社会个体的"尊严"和"被尊重"还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义务.因此,从中国国情的角度来分析,创造社会个体的"尊严"和"被尊重"的社会义务关系,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现代化与和谐社会新价值观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     

社会资本概念的意义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资本概念既开拓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的新领域 ,也为这些学科之间的对话与综合提供了概念和方法上的支持。社会资本概念也是社会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趋向综合的反映 ,又为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基础。对于关系取向、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 ,社会资本概念有很强的适用性 ,社会资本研究对于“增促社会发展 ,减缩社会代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对社会资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做了简要地分析。     

基于情感社会学视角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

社会秩序问题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情感社会学强调了情感对社会秩序的双重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情感及其所伴随的遵从,构成了一套微妙的、无形而普遍的社会赏罚系统。这一系统的强制性来自个体从社会文化角度评价自我时所产生的情感反应,情感通过鼓励自我控制,使大多数人的行为即使在没有外部奖赏或惩罚的情况下都遵守社会规范,进而促进了社会控制,维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从宏观角度而言,阶层情感或群体情感的形成与积累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维持或变迁的重要因素。当情感作为一种内在的控制系统失败时,某一群体或阶层成员所体验到的消极情感会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破坏社会秩序。     

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

受市民社会理论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与国家”这一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近1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之中,不仅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而且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同时也开辟了某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对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应用还需要更进一步加以完善,从“社会与国家”的新角度开展对中国近代史更多相关专题的实证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基于权利视角的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建构之法理

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及其贫困者,以什么样的法律理念来支撑社会救助制度设计的大厦,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看,中国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的不平衡性,无论是法律制度层面,还是政策制度层面,甚至是法律理念层面,都有一个进一步进行整体性建构的重要任务.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律理念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权利保障,社会贫困群体及其个体需要从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获得救助,因此,国家义务和社会义务在社会救助中的功能将被凸现出来.现代社会的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致贫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社会救助制度的终极目标是运用消极性和积极性的救助制度和机制,达到减少社会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冲突的目的.     

社会、文化与身体

身体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嵌入在意义的结构之中,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形塑,从而其背后隐含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在这一问题上,莫斯、玛丽.道格拉斯、福柯的身体观最具影响力。莫斯提出了身体技术的观点,认为每一种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都与身体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社会对个体的控制,首要和基础的一点就是控制他们的身体。玛丽.道格拉斯将身体理论运用在其仪式研究中,提出了两个身体观———自然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来剖析人的身体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并进而发展出了格栅———群体理论。福柯则在身体研究中引入了权力的概念,建立了身体政治学的理念,突出了社会尤其是权力对于身体的规训。我国的身体研究相对冷僻,并未形成有我国特色的身体理论,而实际上身体研究对于我国传统社会及当代社会而言都极具现实意义而理应得到重视。     

从生物伦理视角看暴力与同情的认知基础及社会表现

引言本文意在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暴力这一社会问题及借助合作和同情解决该问题的方法.认知与社会神经科学被人们视为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它包括对分析个体间互动信息具有根本意义的大脑调控.暴力的表现形式具有生物学基础,这反映在攻击性的形成及对其起着调节作用的神经机制之中.本文认为,攻击性与暴力之间的区别,以及两者的神经认知基础...     

对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正>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被广泛用于解释社会群体在教育、就业、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平等现象。社会资本也被视为社会结构因素影响个体健康的重要机制,由此引发了大量有关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健康不平等现象的社会成因,制定行之有效的健康干预计划和公共健康政策,进而促进国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个人主义与社会公正的三重关系

个人主义主要指向个体对自我的绝对支配和对他人的相对优先,而社会公正则关涉社会基本结构,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问题。在讨论两者关系时,一方面要跳出对个人主义的固有偏见;另一方面要明晰社会公正的历史语境。由此,个人主义与社会公正的关系大体可以归纳为：承认个体理性是构建公共理性的前提,尊重个人权利是公平对待社会成员的要求,满足个人利益是公正分配社会资源的目的。     

法与社会和谐的几个关键点

正确的社会发展目标的确立,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是至关重要的。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也是执政党夯实执政基础的现实选择。法律作为社会人所创造的一种文化符号,与社会的有机融合同样属于社会和谐的一个分支问题。法与社会和谐的关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发挥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作用;坚守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道德至上性;重视法的传统精神延接与时代发展的契合。     

社会资本再生产:社会网中的关系变迁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是与关系缔结或纾解相伴生的过程,社会资本的多寡与社会网中关系的强弱紧密相连。人是社会网络中的主体,置于社会网络中,关系可以化约为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也即个体在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中拥有的资源,资本的多寡、关系的强弱对个体的行动影响至深。社会资本的显著差异引起个体交往的欲望和行动,社会关系网络也因此产生,但是社会网中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变动的状态,这种状态将影响社会资本的获取,社会资本在关系变迁中也将实现再生产。     

社会组织与地方社会的再生产:以一个行业协会为例

本文讨论一个行业协会为何能够在地方社会中获得影响力并承载地方社会的再生产。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行业协会,其组织活力来源于对市场、行政和社会等多种地方性网络的整合与联通,行会组织因此是在市场网络、行政网络与社会网络交错中产生的“果实”。从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业协会介入基层治理所依赖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目标,在提供公共品、介入市场治理和市场政策倡导等具体领域,组织的核心理念都是对于“实质公道”的遵循,而非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诉求。本文的贡献在于:(1)在组织网络的层面,展现了组织与网络的复杂交融关系;(2)在组织理念的层面,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关系。尽管行业协会要处理利益冲突和危机管理的情境越来越现代,但是它的核心精神却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色彩。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现代化的宏大过程铸就了其现代性意涵也凸显了其“问题性”意义。从社会学的视野看这一演变过程,能够使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会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对于社会学的独特意义、它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和核心地位,从而使我们对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重大问题的探讨获得一个新的起点。     

神圣社会的再生产——基于涂尔干对成年礼的阐述

涂尔干关于初民社会的研究不仅解释了宗教的社会起源,还提供了关于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最终说明。本文从社会的神圣性角度出发,透过成年礼的集体仪式理解涂尔干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看法。成年礼作为个体进入社会的一系列集体仪式,维系了社会的神圣化及其秩序的再生产。尽管如此,社会也将其任意性权力纳入到个体意识当中,并引燃群体的非理性,社会的再生产在培育个体成为社会成员的同时,也维系了社会权威的既定秩序。     

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行为分析

作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流出地、流入地、区域综合、介质、个体等因素角度,探讨了流动人口产生的社会驱动力;并分析了流动人口迁徙、职业、消费、生育、越轨与犯罪等行为类型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最后讨论了目前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新伦理的尴尬与局限——“五四”伦理启蒙的内在矛盾分析

围绕"如何建设现代性社会伦理"的问题,"五四"伦理思潮提出了很多伦理主张,但也存在诸多局限和缺陷。只注重道德行为模式的提供,却缺乏行为背后的人性机制的关怀;只唤醒了人的"个体愿望",却未能培养支持这愿望的"个体理性"。这些局限和缺陷都导致了"五四"伦理启蒙的挫败,对于当下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理性的达成: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思考

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暴露出了现代社会因人口聚集和流动而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人的管理,要引导公民做出符合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行为选择。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应将提升公民理性作为核心目标之一。为此,一方面要培育公民的个体理性,重视培育有利于滋养个体理性的社会生态;另一方面要增进个体的社会理性,着力建构个体理性向社会理性转换以及集成的系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