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与机制研究

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进程缓慢,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生态环境并无明显改善,甚至恶化。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多元主体路径,应完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多元激励机制,以形成自励式的协同治理,推动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海峡西岸城市群生态环保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研究

基于生态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脱域化"特征,海西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从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区域府际协同治理两大路径入手,统筹解决生态环保和资源利用的区域外部性问题。海西城市群应积极探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式,通过建立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严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健全多维长效跨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广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尽快建立统一的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和共保共育的生态安全体系,形成区域协同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

多元协同治理是生态环境治理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资本与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性,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的重要资源。但是,传统社会资本逐渐流失与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双重约束重叠交织的复杂局面,对我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构成了现实制约。必须通过培育塑造公民生态公共精神、重建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完善协同治理法律政策体系和加速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措施,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实现生态环境的多元协同治理。     

省际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及路径研究

为协同应对跨边界生态环境风险,我国各行政区加强了合作,尤其是省际跨域合作启动较早,从运动式协同应急治理、平台搭建、制度固化、模式创新等方面强化了协同治理,并不断的规范化,呈现出了一个螺旋式的演进趋势,效果明显。同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跨域治理外部性明显、跨域全过程多主体长效机制不完善、跨域协同决策与协同执行难及效果差、跨域治理能力缺乏,严重影响了治理效果。为消除治理困境,跨域各政府应积极探索协同治理路径,推行跨域生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构筑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四全”机制,强化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合作决策与执行效能,提升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现代化污染防治体系构建的重要性、主要障碍及应对策略

现代化污染防治体系构建是保持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有效手段,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重要保障.现代化污染防治体系建设应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公众共同参与的污染防治体系,畅通多元主体协商、对话和互动的渠道,凝聚全民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识,形成全民共同参与生态环境防治的合力.要尽快建立并完善现代化污染防治体系责任考核机制、全域环境质量智慧预警体系、环境污染问题协同治理机制、现代化的公众参与监督通道、跨区域环境大数据共享开放机制,有效解决现代化污染防治体系构建存在的主要障碍.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政府间行政协议：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法制创新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作用日益凸显。鲁豫两省签订的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属于“政府间行政协议”,其实质是“公法契约”,具有“软法”治理价值。政府间行政协议作为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主要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面临“决策难”、“执行难”的困境,其克服路径为通过政府间行政协议进行协同治理。政府间行政协议体现了绿色发展原则,以“软法”促进治理法治化、提升执法协同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完善路径为：由《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完善协议签订和管理组织体系、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缔结程序、凸显核心内容、建立信息共享和动态评估机制、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与协调机制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单元,在这一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下分析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有助于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而从协同治理的政策科学视角,判断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五个维度,将为构建沿线11省市协调机制奠定坚实基础。进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与协调机制的七种方略,将助推这一区域重大战略行稳致远。     

对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思考

国家公园的理念来源于美国,但在向世界其它国家传播时内涵不断发生变化。面对土地权属复杂多元、原住民众多的难题,英国国家公园建设走出了符合国情的新路。我国云南等地在尝试国家公园模式时虽然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也出现了突出问题。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突出国家公园的国家性、公共性和公益性;要增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和相关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要建立多元共治、发挥农牧民群众主体作用的保护管理体制。     

论跨域治理多元主体间伙伴关系的构建

当代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日渐增多,错综复杂的跨域公共问题大量出现。面对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这个治理主体难以解决,需要运用跨域治理理论,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共同进行有效的治理。本文以湖北省梁子湖水污染防治为例,阐明为了有效应对跨域公共问题,需要跨域治理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并提出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具体路径。     

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理论预期、实践难题与路径选择

协同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通过系统内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产生集体效应,为解决单一主体无法有效治理的跨域公共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实现服务与资源、政策与管理的协同增效。但当前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过程中,仍面临着目标一致形成困难、权力共享实现困难、公民社会发育迟缓和正式规范先天不足等实践难题。因而,以协同理论为指导,培育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完善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法规制度,规范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和健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就成为实现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中各要素、各系统、各部门协同增效的有效路径。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神东煤炭基地煤炭资源开发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

针对煤炭资源开发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调查分析了神东煤炭基地由于煤炭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现状,针对神东煤炭基地实际,提出了改进采矿方式、煤炭地下气化、塌陷土地复垦、煤矸石综合利用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对策,同时提出了解决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只能走矿产资源与生态环境资源同步开发和保护之路,不能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即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通过乡村区域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充分交流、有序调度,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自为政、重复管理、信息壁垒严重等问题。调研表明,现阶段部分地区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利益不均衡、治理目标差异化明显、协同治理效果不佳等多重困境。由此,需要在把握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和外在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利益与目标的匹配性,保证主体行为及关系的有序性和协同治理功能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频发、PM_(2.5)浓度超标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首要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当前我国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缺失,在补偿对象与标准、补偿方式、主客体利益平衡、补偿意愿对称、资金审计和责任约束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建立雾霾协同治理"区域一体化"的府际协作运行系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建立稳定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拓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方式,准确界定补偿的主、客体关系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使生态补偿政策与制度得民心顺民意,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双赢共进。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补偿适度标准评估——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供给的视角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由国家批准的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有助于为公园提供资金保障，测算生态补偿的科学适度标准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技术关键。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引入皮尔曲线和土地利用占比确定主体功能法进行调整；根据外部性理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剔除自身消费，所得剩余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生态系统服务外溢价值，即生态补偿适度标准；运用水足迹法测算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自身消费，进而得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补偿适度标准，结果体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巨额价值，将使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修复与建设行为得到有效弥补，也更能激励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行为。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展思路与建设路径探索——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学术会议综述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之一。地处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总面积12.31万平方公里,包括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地区及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涉及青海省果洛、玉树2个藏族自治州,是我国首个国家公园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学术会议旨在从学术层面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从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体制建设、绿色发展路径等进行探讨,以更好地吸收各方智慧,准确把握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提供理论支撑,使其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名片、国家重要生态屏障的保护典范。     

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治理发展历程,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历史背景密切相连的.从建党初期的以农村生态治理为主的土改型生态治理模式到建国初期的中央控制型生态治理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市场二元生态治理模式到新时代的多元主体协作生态治理模式,百年生态治理模式的探索为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实践进程呈螺旋式升华.中国百年生态治理的现实启示是:生态治理模式的顶层设计、生根见效以及协调各参与主体间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领导;只有持续提升党的生态治理能力,才能最终实现"为全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环境保障"的宏伟目标;坚持生态治理深化改革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坚持多边主义生态治理原则.     

互嵌式协同：跨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模式创新及机理分析

“公地悲剧”在当今生态环境领域屡见不鲜，协同治理作为克服“公地悲剧”的有效途径被广泛使用，但如何实现跨行政区域的全方位协同、提高协同治理效能仍需探索。为此，本文以永定河流域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为例，尝试提出政企“互嵌式协同”这一创新治理模式，从“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如何实现政企互嵌式协同并探索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互嵌式协同能有效破解政企协同治理过程中因集体行动和资源匮乏而产生的治理困境，提升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