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及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城乡兼顾”作为处理城乡关系的基本原则,全面统筹城乡经济、制度和文化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安定城乡局面、恢复城乡经济的方针政策。通过土地改革、政策扶持、生产技术革新推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缩小了城乡物质差距;利用农村合作组织、农民的非农化转移与医疗救济等手段,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生活质量,初步健全了城乡组织机制与服务保障体系;提高农民文化教育水平,改造与重建了农村社会风尚,消除了城乡融合发展观念差异。这些举措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和人民政权的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提供了借鉴经验和历史启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思想的新发展

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思想的演变和深化。从这一角度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上的成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中心点是减租减息 ,抗战结束 ,直到中国共产党 194 6年 5月 4日 ,颁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前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基本点仍是减租减息 ,“五四指示”明确坚决批准农民的土地要求 ,但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上仍与土地革命战争 (十年内战 )时期有所不同 ,体现了政策的过渡性。直到 194 7年 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正式明确规定 :废除封建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样 ,《中国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了“五四指示”时提出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 ,而且改变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 ,“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的规定。此外 ,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还首次提出了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 ,认识到解放生产力仅仅只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把土地改革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台湾的“农会”发展与组织

50余年来 ,台湾“农会”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农会”不仅协助台湾有关方面推行农业政策 ,提供满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文化所需的各种服务 ,同时透过“农会”的教育训练 ,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与技术水平 ,促进了农民政治与社会移动性的提升 ,“农会”对台湾农业与总体经济发展确实贡献卓著。本文主要说明台湾的“农会”组织协助台湾有关方面辅导农民发展农业之经验 ,以供参考。     

农业农村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百年考察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广泛、深度参与乡村建设有助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演变历程,总结基本经验,为有效发挥农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演变历程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关键节点,划分为动员农民自愿参与、组织农民投工投劳参与、缴纳“一税两费”全面参与、贯彻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参与、探索农民主体参与等5个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视农民主体地位,统筹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村建设投入、重视农民意愿,把“三农”发展放在乡村建设首位、重视结果导向。在未来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中,应加强党的领导、稳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把向地位,合理引导农民参与、逐步夯实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地位,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强化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目标管理。     

略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若干依据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主要依据在于国内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四个方面。     

中国农村的“老人农业”及其社会功能北大核心CSSCI

“老人农业”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业生产形态,也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现象。对“老人农业”的理解不能仅做整体性概括,也需要深度刻画其经营形式和发生机理,并以此延展其社会功能的多重面向。实践经验证明不同年龄的农村老人,其农业经营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老人依据劳动力水平和老年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的内容和方式,以适应漫长的衰老周期。“老人农业”具有家庭经济性和社会合理性,其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制度基础,是农民家庭基于发展目标配置劳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小农生产对现代农业体系的适应性结果。“老人农业”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灵活经营的基础上,农村老人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合理延长自我养老的时间,适度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并依托农业劳动而产生本体性价值。“老人农业”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功能表明,农村老人仍具有相对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能够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效率,并立体化地满足自身的多种社会需求。因此,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走向仍要以农民主体和农民问题为核心,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并为农业活动提供基础且便利的生产条件,进而才能保证老年农民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     

组织覆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考察

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组织的重要特征.自成立以 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就强调提高基层组织覆盖面,以此增强在农村地区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垂直方向上的“延伸到底”,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从乡、村层面逐渐延伸到最为基层的 自然村,与农民群体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水平方向上的“横向到边”,使得基层党组织能 够覆盖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强化在农村地区的治理功能.以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的基 层组织建设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巩固了执政基础、提高了治理能力.围绕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心、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提高在农村地区的组织覆盖,成为中国共产 党百年历程中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及历史启示

近代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关注农民问题,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形成了丰富的农民革命思想。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思想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而且也为当代中国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乡民自治：农村治理模式的一种选择

农村治理中的种种问题在本质上是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表现,进一步厘清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给农民更广阔的自由生存、自主发展的空间,是改善农村治理的关键。因此,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民自治”,改变目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从体制上消除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最集中的载体,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农村社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选取正确的发展模式对当前农村社会正经历的变迁及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借鉴斯密框架,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两大类,通过对我国典型农村发展模式分析,提出“政策、贸易可达性、资本、乡村精英”等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内生整合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理想选择。但当前农村的发展缺乏直接进行内生整合的条件及能力,分析认为,我国大多数农村的发展需要在政府、市场的共同作用下,进行“政策、资本、贸易可达性”的外部嵌入,并在乡村精英的主导下进行整合。为保证农村发展模式的顺利实施,研究分别从土地、农民权益、村民自治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措施及政策保障,为我国农村发展提供模式选择及经验借鉴。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主张及其历史作用

刘少奇在土地革命时期纠正查田运动中错划阶级成分的“左”倾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思想主张,并具体指导了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平分土地的思想主张,并检讨、纠正土改运动中“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很好地吸取了土改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刘少奇能够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危害性,并提出我国集体农业经 济发展的正确思想.这些思想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土改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理论.     

新中国城市工作的“试验田”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关内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当时称石门),在1947年～1949年间,她是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的试验田,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样本"经验。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

农村“空心化”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农村“空心化”导致了农村凋零与土地浪费、粮食生产堪忧和农村社会管理困窘等.农村“空心化”产生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元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是“时空压缩”阶段表现出的特殊现象,其与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市场经济下“用脚投票”等密切相关.加强农村“空心化”的综合治理,需辨证地看待城镇化与农村建设的关系,树立农民是职业的理念,保障农民作为职业的利益,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资本下乡,对农村实行撤并整治.     

论东北解放区的农业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在东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东北解放区实行了兴修水利、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发放农贷救济灾民等一系列农业政策，使遭受战争破坏的东北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东北解放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有力的物资支援，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法域之“三农问题”论纲

“三农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法治社会角度而言“三农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法问题。社会法是国家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具公、私法相融合特点的第三法域。私法仅就农民利益问题寻求救济,而国家行为对市民社会亦难以作为,故“三农问题”由于牵涉到社会整体利益,应归于第三法域———社会法调整范畴,文章以社会法视角,从降低农业人口、农村城市化和农民教育三方面,审视我国当前“三农问题”。     

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

伴随着近代“西风东渐”的进程 ,西方的社会救济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 ,引起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的变革。清末民国思想界从“民有”“民享”的近代意识出发 ,批判了传统“宗族救济模式”的狭隘性和“视民若子”的局限性 ,强调“救人救彻”的救济理念和“以教代养”的救济原则 ,并试图结合中西社会救济思想主张 ,构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的勃兴与发展使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从乡村到城市:1950年代晋绥南下干部对成都的接管与改造

城市接管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顺利接管城市,中共中央在北方老区抽调了大量干部南下主导接管与建政。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系统培训,这些干部总体文化程度较低且城市工作经验不足。在进入城市接管后,他们往往沿袭北方农村工作经验。以成都接管为例,晋绥南下干部尽管顺利实现了“接收”的目标,但在后续“管理”阶段,他们简单从农村工作经验和阶级路线出发,例如禁止黄包车运营、排斥旧职员以及质疑耗资较大的下水道工程等,无不体现了中共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困境。但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灵活变通、不墨守成规的总体工作思维,最终使他们实现了这一转换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洋政府时期的农村与农民———以战乱和灾荒为研究视角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为维护统治,满足其军费开支,过度剥削农民,田赋杂税猛如虎。由于军阀的割据战争和泛滥的匪患,中国农村俨如一个兵匪的王国。 加之该时期天灾不断,而预防、救济皆不到位,农村遍地灾荒、连年灾荒。 天灾人祸相交,致使北洋政府时期农村经济普遍衰落,农民命悬一线。知识分子、国民党等尝试提出了各自振兴农村的方案和策略,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提出土地革命政策,才寻找到了一条真正能解放农村的新道路,农村社会才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机。     

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

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农村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其中,围绕回答“社会主义农业与农民大国应采取何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摆布工农城乡关系”“党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应扮演何种角色”这三项理论与现实难题,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揭示出中国道路背后的思想基础,而且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复兴乡村提供启示。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