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28～1936年张学良对日外交观

1928—1936年间,张学良与日本的关系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曾影响东北及全国政局。张学良对日外交观内涵颇丰一,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认识深刻,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早有侵略野心;推行“大陆政策”,意欲“统治全中国”;对中国采取武力与经济并举的侵略手段;中日问题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二,张学良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一系列对策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通过秘密外交策反推翻日本军阀内阁;对日外交完全听命南京政府,与日本的东北铁路交涉则寸步不让;倡导国共合作共同救国;提出唯有抗日才能求得中国统一。三,张学良对日外交思想的失误之处即九一八事变时对日本政府抱有和平幻想,希求事态不扩大;依靠国联外交,制裁日本;寄希望蒋介石领导抗日。但张对日外交观自始至终以抗日为主线,不愧为是民族英雄。     

张学良蒋介石与中东路事件--错误决策给国家带来了恶果

苏联违约侵权与张学良错误判断形势导致了中东路事件的爆发;蒋介石迫使张学良关闭了 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事件的大门,而战争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决策改写了历史。     

张学良延缓易帜原因探析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力主改旗易帜,归附南京政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却屡次延缓易帜。究其原因,日本的干涉让他不得不审慎进行,内部政局不稳是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这一选择,而以退为进,争取更大的权力则是他选择延缓易帜的深层动因。在解决完这所有的问题后,张学良始毅然易帜。     

张学良主政东北三年的建树

<正>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少帅张学良继承父业成了东北军政首领。同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在政治上同南京政府分治合作,力求国内和平统一;对东北内部则开源节流,寓兵于农,变扩军黩武为裁军自守,休养生息。就职之初,他就宣布了对内对外政策,并采取措施,着手实行。     

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及原因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内部的态度不一。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武力解决问题。李烈钧虽身居闲职,但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先是通电对张、杨厉声斥责,然后联合冯玉祥等人主张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在审判张学良前夕,他又拜谒蒋介石为张学良求情,主张宽容对待。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体现了他协调各方矛盾促进内部团结的一贯作风,也体现了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的思想。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是他的爱国思想和磊落性格的使然。     

中共与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屐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关系。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遭到了蒋介石的嫉恨,东调改编（实为缩编）于先,抗占中削弱消灭于后。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又把仅存的一些东北军部队全部投入内战战场。但是,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战场上,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帮助东北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使东北军实践了张学良将军的夙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胜利前夕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

1935年3月，苏联单方面出售中东铁路给日本，标志着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已经丧失，东北地区的矛盾由中日、中苏三者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中日两者之间的矛盾。只要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可完整地收回整个东北的主权，无需再与苏联交涉。正如李维诺夫曾在1935年6月19回答复中国政府第二次抗议时所说的：“苏联出售中东铁路股份对中国是相当有利的，……当中国希望收回‘满洲’时，它就能最终收回铁路而无须向苏联偿付。”①如果苏联履行诺言的话，日本投降后，包括中东路在内的东三省主权理应无偿转归中国所有。然而历史的发展却非…     

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定位与动态平衡

东北政务委员会是张作霖死后奉系政权得以延存的重要标志,也是张学良时期奉系政权的象征和标志。从易帜谈判时的东北政治分会到易帜后的东北政委会,表明东北政委会政治空间形成并最终定位于东北。东北政委会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谋求瓦解和控制东北,于是双方在东北政权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博弈,使东北政委会政治空间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从本质上说,南京国民政府与东北政委会之间的权力博弈,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和利益的斗争。     

日本政府对东北易帜的干涉与九一八事变——兼驳“关东军独走说”

1928年,面对张学良7月推进的东北易帜,日本出台了《满蒙时局措施方案大纲》,在规定武力阻止南京国民政府“武统”东北的同时,企图趁机解决所谓“满蒙悬案”,并以武力威胁达成首阻易帜的目标。8月上旬,日本政府又通过特派林权助等途径,以武力威胁再阻东北易帜。此间军部与外务省已就当张学良不予合作时将以武力侵略的方针逐渐达成共识。此后,张学良暗中推进和谈,于12月底决然易帜。日本由此判明张学良对日积怨极深,以首相兼外相通过驻奉总领事正式警告张学良的形式,表达了一旦东北做出“侵害”日本既得权益之举,甚至在其扩大“满蒙权益”问题上若不予合作,日本就将动武的政策方针。此实乃日本政府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宣言书,故所谓“关东军独走说”实属片面。     

南京政府与济南惨案

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山东,制造了一起屠杀数千名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以完成“北伐” 为托辞,严禁军事自卫和人民群众的反日斗争,对日本侵略者一味妥协退让.于是从“惨案”发生到次年三月所谓关于解决“济南惨案”《议定书》的签订,前后经过十一     

抗战胜利后中共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反应

由于苏联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关系 ,苏联一直是中共内外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末期 ,由于苏联推行与美国共同支持蒋介石和平统一中国的对华政策 ,中共期待苏联支持并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落空。在不可能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 ,中共对苏联对华政策灵活反应 ,通过利用苏联与美蒋之间的矛盾 ,阻止了国民党独占东北的计划。 1946年春 ,在美苏冷战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中共正确把握时代脉搏 ,科学决策 ,与国民党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最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其原因浅析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作为当时国际上唯一坚决支持中国抗战的苏联,对事变抱什么态度,这是当时事变的主要发动人张学良及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十分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历来史学工作者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就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其原因作一浅析,以求教于史学前辈及同仁。     

浅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态度的演变

“对日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下执行的一条对日投降卖国政策。早在“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即一再电令东北当局和张学良对日军的挑衅“宜隐忍自重”,“我方应于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对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命令,张学良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服从,而且在行动中绝对执行,命令东北军遇日军挑衅,不抵抗或躲进兵营,并收缴士兵军械,存于库房,甚至在获悉日军要发劝事变后亦未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张学良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方面是受蒋介石“不抗日”的影响。张学良在“抗日须全国一致”的思想支配下,担心在政府不抗日情况下,东北军假如违令抗日,孤     

评九一八事变前后苏联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其影响

1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 1904- 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获胜,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南部许多特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东北逐步变为日本殖民地,在东北境内建立了一套侵略机构,其中包括在满铁附属地有大批驻军。这些侵略机构经常制造各种事件,严重威胁东北当局。日本一心想独霸东北,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日趋尖锐。 　　英国控制的北宁铁路与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鼎峙,但在金融、贸易、市场等方面都竞争不过日本,因而对日本耿耿于怀。 　　美国崛起较晚,但发展很快,在侵略东北方面不甘落后,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张学良、蒋介石与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决策错误,造成东北沦陷。而不抵抗方针究竟是谁制定的?又是谁下了这个不抵抗命令?张学良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本文将对他们在不抵抗上的分歧作分析和比较,探析蒋张贯彻不抵抗政策的真实原因。     

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南京政府成立后,就面临着一系列合法性危机,政治上国共两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本侵略中国;经济上南京政府抽取大于供给;意识形态上,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信仰体系。新生活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合法性危机,为南京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而出现的。     

走向抗战的东北军

张学良为结束内战、逼蒋抗日,和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此张学良被蒋介石无理关押。东北军虽然失去了统帅,但广大爱国官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独立,为复土还乡,英勇杀敌,许多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样一支抗日的武装队伍,竟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     

略论宋哲元与冀察政委会的成立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分治”政策与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外交相结合的产物,而宋哲元的政治运作则是这一结合的关键。宋游刃于日蒋之间,一方面利用南京政府抵御日本压迫,另一方面又借重日本压力向蒋介石索权,从而在短时期内促成以他为首要的冀察政委会的成立,掌握了华北军政实权     

张学良重用于学忠的原因初探

张学良在其政治生涯中 ,曾经两次离开东北军 ,第一次是在 1933年 ,热河战役失败后 ,他代蒋受过 ,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下野出洋 ;第二次是在 1936年 ,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实现全民族统一抗日之目的 ,他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被蒋扣压 ,一扣就是半个世纪 ,再也没回到东北军中。在两次离军之时 ,张学良均指定客籍军官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为其代理人 ,授予他统率东北军的权力。本文就张学良两次启用于学忠的原因 ,作初步探讨。 一东北军与其前身奉军相比 ,是一支新型的 ,具有进步性的队伍 ,但是 ,奉军原有的封建忠君思想依然被原封…     

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