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后人类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

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透过儿童机器人克拉拉的视角,探讨了后人类时代儿童主体及其主体性问题。一方面,以乔西为代表的后人类儿童尽管在被技术“提升”后变得更聪明,但却遭受到身体的伤害和移情能力的丧失,呈现“辖域化”特征;另一方面,儿童机器人克拉拉则突破技术的同一化规训,表现出人性的温情,从而构成了对人类儿童身体的“解辖域化”。当技术主体拥有超人类主体性时,人类主体与技术主体的关系便成为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的命题,从而有可能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机融合的人机共同体,为未来社会建立开放、包容的肯定性主体关系提供伦理反思。     

重塑人工智能治理中人的主体性

以人工智能为关键技术的智能革命对人类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利于增强治理协同性，提升决策效率和治理效能，展示出美好的治理前景；另一方面，由于算法权力膨胀、个人价值迷失和人类责任缺位等现象凸显，导致治理中面临人类边缘化风险。因此，重塑人工智能治理中人的主体性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在未来人机共生的治理环境当中，人工智能很可能成为治理主体之一，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持包容审慎的态度，设定好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引导技术应用服务于增进人类福祉。同时，从人类自身出发探索将人的主体性带回治理的有效路径，包括加强全球合作，应对治理挑战；完善国家制度，保障人类自治；发展创新型社会单元，开展创造性生产活动；重塑个人责任意识，提升治理能力等。     

算法伦理审查的逻辑认知及实践路径

算法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决定“人机共生”关系走向的关键要素,同时也带来了人类认知上的“黑匣子”,限制了人类理解和使用技术的能力,引发了技术使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导致了人类对算法的不充分信任。算法伦理审查的价值规范体系,包括算法伦理审查的标准化、制度化和结构化。发展负责任的算法,强化算法伦理审查的理性认知并建构实用框架,推进算法透明度、可解释性以及公众满意度等伦理维度指标落地,可以有效消解算法歧视和隐私暴露等问题,更好地推动算法伦理审查机制的健全完善。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哲学反思

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的增长,机器智能愈发逼近人类智能,导致人机矛盾冲突频发.论文追溯了人机关系的"和谐-错位-冲突"的历史演变,揭示了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矛盾冲突的根源所在,提出了重塑人机关系与解决人机关系矛盾冲突的对策建议.     

ChatGPT的信息技术社会后果及其伦理规制

ChatGPT作为一种具有非凡信息获取能力的聊天机器人的出现,瞬间引发了人类智能技术节点意义上的革命。在人工智能的大力加持下,ChatGPT必将造成一系列信息技术社会后果。只有充分发挥人类的实践理性并适时地建立相应的未来伦理规制,才能应对这一人工物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从后果主义的观点出发、不断回答和尝试解决ChatGPT“随附的”伦理问题,乃是符合信息技术社会规律和算法逻辑走向的明智选择。正确地处理好“GPT化生存”问题和人机共存关系,不仅需要国家技术力量的增强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还需要坚定重建网络美好生活的信念。     

数字时代计算机音乐的美学悖论

在以计算机为核心技术的数字技术—艺术时代,"人声歌唱,器乐交响"的传统音乐形式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人机一体化的技术—艺术创作。这种变化促使人们的艺术欣赏方式得以重构——经典音乐艺术所刻意强调提升的人之主体性及其内心反思、内省、体验,一转而为计算机音乐艺术的机器"主体性"与"人—机"互动交流——计算机音乐由此成为体现当代人类生存—生活方式变迁的一种重要参照,并具体而微地以艺术化生存和异化生存二律背反的形式与人类的生存改善和价值迁延相关联。     

走向“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自动驾驶汽车的主体悬置与责任锚定

自动驾驶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技术连续体，在具体应用场景中呈现出从人类主导过渡到人机协同再到机器主导等不同人机关系样态，其自主性与人类控制权之争引发了各种伦理、法律和社会等问题。人机互动关系演变背后折射的是人类控制形式的不断进化，从本质上看，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鸿沟问题与不同技术嵌入层级下的人类控制密切相关。源于应对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有意义的人类控制”,可作为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责任鸿沟问题的一种全新技术治理理念。借助“追踪-回溯”双向路径设计，实现对多元责任主体的锚定。在“有意义的人类控制”框架下，将自动驾驶置于技术层级与人类控制的关系界面之上，坚持以科学的数据系统为支撑，以责任锚定为导向，以人类控制为中心，通过伦理与法律的整合进路，并结合完善的保险制度，破解自动驾驶主体悬置的困境。未来，应加强自动驾驶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尤其需要借助科技与人文的常态化对话机制，强化各利益相关方的伦理自觉和法律认知，摈弃简单的技术设计视角，实现“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转向，从而进一步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论网络人机互动的规律

人类技术实践的规律性和人的网络实践活动的客观现实表明,网络人机互动有规律可循。其基本规律可以概括为网络人机异质同化律、网络人机互控平衡律与网络人机和谐共生律,这对当下人们理性地认识和把握人与网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化交往中的“媒介人”及其主体性适应

在媒介的演化进程中,技术始终是催生新的媒介形态、决定媒介传播力、建构媒介信息方式与传播格局的关键力量.现代人在社会交往中对技术化传播工具的普遍依赖,体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中,人类因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介人”.技术在推动媒介进化的同时,也为人们开拓着更多的交往方式与主体性实现途径.技术工具对交往主体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也渗透于人们整合社会关系、建构交往方式、营造生活空间、探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因此,在技术化的交往方式中,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与发展,必然面临着对技术理性、社会角色以及文化价值的全方位适应,并由此实现人与技术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主体性·人的尺度·物的尺度

主体性是人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灵魂,人的主体性既表现为能动性,又表现为受动性.合理的主体性是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的协调统一.主体性和两个尺度是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它推动人类实践、社会生产力乃至整个人的世界向前发展.     

第三种劳动：智能品牌传播中的人机关系

智能时代劳动工具“类人化”塑造着新的人机分工劳动配置,以人为中心的劳动关系的瓦解促成了人机劳动共同体,人类与智能机器分工与协同的劳动称为第三种劳动。在智能品牌传播业务执行中,人机间并非单方面替代与被替代的竞争关系,而是互惠式增强关系,即人工智能的生产力和效率优势通过人类劳动者与技术间有意识、功能性的协作来实现。在此劳动关系中形成了新的人机劳动形态：提示、审核、修改、提问。互惠式增强关系的形成机制是系统的反身性,它是一种可持续、可反馈的构建动态协调人机关系的能力。品牌传播业务运作流程中存在两种反身能力：日常反身能力与紧急反身能力。基于人机互惠式增强关系,有效释放第三种劳动的生产力及提升品牌传播价值,需要围绕如何建构有效的协同式增强关系展开,即顺应人机共生趋势,“功能互补”与“价值匹配”兼顾,警惕“逆分工”削弱人机系统的反身能力。     

智能时代身体主体性的颠覆与重构--兼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主体间性

超人类主义者预言的赛博人、电子人正成为现实,基于深度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实现,越来越智能的技术正在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智能时代人类的主体性也亟需重新审视与重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作为中介或客体的弱人工智能主体性表现为被奴役的“他者”,本质上是依附于人类意识的“奴隶”。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具有自主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则具有主体地位的可能性,人类与强人工智能在“主体—主体”的关系模式中将会走向共存于世界之中的超主体性。由强人工智能和人类分别演化的虚拟人和虚拟智人,其主体关系的特点表现为在场交流,虚实空间延伸,以及共生关系。     

数字时代下身体的两种向度——反身操纵与主动控制

人类迈入数字时代,各类媒介技术为身体提供便捷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对身体由内到外的表征异化改写。对技术发挥其运作效力逻辑的剖析则进一步揭示个体已然无意识陷入资本与技术合谋构建的伦理困境。在双向度的背离中,身体焦虑无以复加,而在当下人机协同发展新常态里,则指出身体的两种向度并非导向二元对立,而是提供另一种可能,即对身体与技术关系的两相平衡意义的探求,能唤起人们对身体主体性的重视,有助于缓解身体失控引发的焦虑。     

“数据主义”滥觞下的新技术人文：智能时代算法传播的价值转型

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和数据技术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并在广泛应用中带来数据主义思潮的盛行。数据主义的哲学渊源来自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主张将万事万物皆转化为算法可以计算的数据,从而根本上消解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不再被视为具有独特性与丰富个性的主体,引发深刻的人文危机。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发现,经典人文主义过于强调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不可避免陷入决定论的困境。技术与人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具有同构性,且内在于人的主体性之中的存在方式。因此,体现和呈现人性、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独特尊严成为智能时代算法技术应然的价值导向。但是,智能传播时代需要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超越与突破,构建以“人-技”和谐共生为旨归的新形式。     

关于两种技术哲学的困境之思

传统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都各有独到见解:前者关心技术之“是”,而忽略技术对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后者关心人的历史境遇,强调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对技术整体进行解释学的描述。然而二者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因其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导致技术哲学面临困境。面对人类纷繁的经验生活,笔者不绌简陋,企图开辟一种新的境遇以实现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从对抗走向融通。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人与人的生活世界(包括科学技术)的关系是建构性的,人“社会地建构”了技术,使得技术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技术也在”社会地建构”人本身,使得人具有科学技术的本性。     

积极应对人机融合社会系统治理挑战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促使社会系统中人机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但是迄今对人与机的规范与调控手段的研究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分离的,人机协同难度不断加大,"人机冲突"不断涌现.为此,需要从法治规范技术发展、技术赋能法治建设、法治与科技融合发展等三方面进一步加强:第一,以系统观念统筹安全与发展,以人为本处理"人机冲突",进一步加强对新兴技术领域的法律规制;第二,面对人机融合社会系统治理挑战,加强"人机互补"式治理赋能,提升科学技术对法治建设的支撑水平;第三,加强"人机融合"社会系统演化与调控基本规律研究,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促进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     

走出主体性困境——河流的生存论反思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如何维系河流健康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认识、研究、反省和采取适当对策的重要问题。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既与西方近现代社会面临的社会危机和发展困境密切相关,也与近代主体性哲学自身的矛盾相关。主体中心理性高扬人的主体性使人类意识到自身改造自然的力量,忽视河流自然的整体性和价值尊严,导致对河流盲目的征服和开发,人与河流的关系遭遇空前危机。应从价值与伦理双重角度来评价河流开发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尊重河流健康生命为价值标准,建立广泛的河流伦理,把道德关怀对象扩展到河流生态整体,用一种基于现代理性的眼光去评价被人类忽视的河流价值。用对话、交往理性取代主体中心理性,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从实践论和生存论出发建构一种互主体性的河流伦理观,用主体—主体关系来代替主客体关系进行理性重建并审视河流环境问题。构建河流伦理理念,树立河流环境道德意识,为河流生存危机走出伦理困境提供可能性视角。     

差异与弥合：人机交流的社会认知进路探究

ChatGPT与人类用户的交流依赖于其内部语言模型,从具体的语义处理机制来看,人机交流表现出一种类“预测加工”的过程,在这种观点下,人机交流中的相互认知是一种双向预测的耦合。但人人交流中的社会认知并非仅仅依赖于内部机制运行,还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交互作用具有独立性,不能还原到个体机制的解释框架之中,通过交互产生的认知结果具有具身性、关系性和涌现性。人人交流是一种参与式的意义构建过程,但是ChatGPT与人的交流并非具身,而是完全依赖内部模型机制的运行,交流过程仅仅是对人类赋予意义的单向识别,提供给用户的只是一种泛情景化、知识化和经验化的回复。人机交流想要走向社会认知,并非仅改进机器以单方面贴近人人交流的模式,而是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弥合,同时机器广泛参与到与人类的交流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社会认知的内涵与边界的改变,因此应当在人类与机器的动态变化关系中为人机交流寻找出路。     

技术社会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审美转向

20世纪科学技术给人类精神文明带来的危机,不只是外在环境的急剧变迁,技术功利性目的在改变社会结构和人类交往方式之时,也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属于它的精神烙印。现代主义作家基于工业文明日益凸显的隐忧与灾难,先锋式地捕捉了技术异化下的社会情绪,反映在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突出表现了技术异化下人类生存的窘况,揭示了人类生活的真实情状与境遇,并通过文字试图重塑人类的主体性与判断力。     

孔子“仁”论及其现代价值

"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孔子"仁"论在确立人的主体意识和对主体性的追求和高扬中,对人自身、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认识和实践反思,为人类历史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