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形式的革命化与自我革命的形式化——论丁玲文学风格的流变与作家主体精神的辩证关系

从新女性作家到左翼作家再到革命作家，丁玲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不断改造旧我、构建新我的革命化过程，也是她的文学实践与其主体精神彼此形塑的过程。革命化的文学形式是丁玲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艺术呈现和文学表达，经由文学形式的革命化，丁玲实现了自我革命的形式化。丁玲文学风格的流变与其主体精神形成了同构与互文的辩证关系，体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及其文学实践对时代精神的积极回应和主动对接，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值得发扬光大。     

论新生代西部作家的精神结构与历史境遇

新生代西部作家在消费时代仍捍卫着文学的尊严,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精英文学最后的圣洁与光芒,他们以普罗米修斯式的践行和苦行僧式的写作摧毁了文学已经消失的谬论。他们站在人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立场关切着西部大地上被文化规约着的人,书写着巨变时代西部人的灵魂变迁。他们的创作在强调文学的社会性、现实性与参与性的同时,尽力复现西部特有的文化气韵与人情世态,使西部文学传统得以延伸和拓展。新生代西部作家精神结构的别一指向是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的再度兴起,而其潜在的意图则是以自然对抗都市文明所导致的人性异化,颠覆世俗生活的平庸与奢靡,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新生代西部作家的文学活动与生命活动的高度融合,使他们有足够的耐力抵御文学的商品化所带来的文学性的流失和审美想象力的贫乏。同时论及了新生代西部作家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分析了他们走出困境的诸多可能,而他们走出困境的时刻也将是他们缔造经典的时刻。     

外国文学家健身轶事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及有关传奇资料,人们不难发现:许多文学家与体育运动健身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他们坚信,健身运动是作家长寿的重要条件,是搞好文学创作的物质基础,是振奋作家创作精神、活跃作家创作情绪、形成作家独特的文学风格的重要保证。     

论《金沙洲》的版本修改及意义阐释

任何一个作家首先是区域型作家，他们受到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熏陶和浸染，吸收了地域所赋予的独特文化内涵和审美特性，并把这种内在积淀与外在世界、个体经验和多元文化进行碰撞，从而走向更广阔、更坚实的文学精神存在。所以，对于地域文学的思考其实是为了寻找地理文化与人的精神关系和文学意义的起承转合，透过地域文学不仅能够反映地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更能够寻找区域文学的发展规律，发现地域文化的特色和个性。作为一个不断沉积而稳固的地理区域，广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文学之根的寻找与精神皈依的追求——土家族作家冉易光、阿多创作中的文化形态描述

文化是外部世界对文学发生影响最丰富的中介系统。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冉易光和阿多在对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进行清醒而痛苦的反溯中 ,认识到了文学的意义决不仅在其本身 ,而在于由它所观照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心理素质。于是在他们审视民族文化的过程中 ,苏醒了的审美意识找到了一个更高的艺术视点。在他们的作品中 ,作为外部形态的民族、地域的文化环境和风情 ,被作家们与相应的文化心理特征联系起来 ,从而通过文学复原出有生命的文化形态     

楚地、楚风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以海外湖北籍作家作品为例

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出发,以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湖北籍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作品中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来源。主要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地理记忆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时间叙述；地理感知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审美意识；地理思维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空间建构；时间和空间距离与海外华文作家艺术构想之间的联系。海外华文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与作家的地理来源、地理记忆有很大的关系,浪漫主义思潮与古老的楚地、楚文化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极大地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格局。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形态

２０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繁盛，源于中国现代作家与土地、乡村、故园的精神血缘，源于他们对尴尬的现代都市生存体验的反抗。放逐、漂泊与回归的不同精神历险与生命体验，形成了现代作家不同的乡恋心态。对乡村文化的反叛与眷恋，构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基本主题形态。而“整合”——西方近现代艺术精神，同民族文学传统的不断冲突融汇、整合发展，并最终走向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学——成为２０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艺术选择的基本特征     

乡村生活的精神守望与创作题材的宿命选择——陕西作家创作心理探微

乡村书写是陕西作家创作的共同特点。乡村是陕西作家刻骨铭心的精神记忆,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家园”,是他们心灵自由的栖息地。乡村,是陕西作家创作题材的自然选择,是他们文学才情发挥的理想之地。陕西作家的非功利态度,使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心无旁骛,达到了较高的心灵自由境界。乡村已成为陕西作家的一种精神守望创作题材的宿命选择。     

现代传媒与文学的佳作效应

传播文学广西和调节、监察文学的运作是现代传媒作用于当代文学的两种主要方式。广泛流布文本，增哟文本的作用力度，丰富文学的感受层次是电视、因特网、广播这三种传媒对文学的流布与接受作出的主要贡献。现代传媒促成了作品的遴选机制，而遴选机制又带来了文学创作的佳作效应。这一效应的出现导致了“名家现象”的淡化和作家生存层次的分布变化，加大了作家的从业难度，加快了已有成功之作的“精神磨损”，对作家自身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新课题。     

湖南留日作家的日本文学影响

湖南留日作家虽有不同的思想历程和生活体验,但其留学经历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有的从日本文学中吸取创作灵感,有的受到日本近代文学思潮或某种文体的影响,有的留学前、后的创作风格发生变化,而受异域文学影响最大的湖南留日作家是田汉。当然,他们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同时,母体文化在其精神结构中起着作用,他们的创作又是对日本文学的超越。     

从主题的角度试析卡夫卡与黑塞的艺术探索

卡夫卡和黑塞是20世纪德语文学中两位极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在寻求艺术真谛的道路上都经历了自己一番独特的精神探索。文章试从灵与肉主题、堂·吉诃德式精神主题、乌托邦主题和迷宫主题等角度分析两位作家的精神朝圣之路。     

文学之用与作家良知——以《马嘶岭血案》《那儿》为例

文学是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抚慰与引领,是为了让人获得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作家是真理的追求者,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叩问者,是现存价值的怀疑者、批判者。《马嘶岭血案》《那儿》显示了文学的真正价值与作家的可贵良知。在一些知名作家丧失了真诚、良知、责任感与艺术创造力的时候,陈应松、曹征路这两个在当代文坛并不出名的作家,通过这两部作品,显示了他们的良知、追求与创作实力,并为文学赢得了自尊。     

源于生活真实的理想之歌——《李树海报告文学集》简论

李树海作为“攀枝花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报告文学创作体现出了这一文学群体的精神风貌——健康、明朗和豪放，是逆于目前创作大气候的独特文学现象，也反映出了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复兴的新迹象。本文试图从中国报告文学的处境、走出神话的英雄主义文学、文学精神与艺术创造等方面研究李树海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燕赵文脉谱系中的白洋淀作家群

“白洋淀作家群”是生长在河北大地上,继承了燕赵文脉传统,并不断涌动向前吸收时代新质的一个文学团体,他们的创作是燕赵文化在现当代的余响,是河北古老历史底蕴的现代演绎。考察白洋淀作家群发生发展、文学作品和文化生态,在河北文学的精神谱系中寻找白洋淀文学的历史定位,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冀中平原的时代变革与文化记忆,从而为河北孕育独特的现代文化品格提供文学支撑,推动京津冀三地“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的协同发展。     

豫籍迁台作家的文学渊源与中原文化书写

活跃在台湾文坛的豫籍迁台作家,不管是在大陆已经开始或到台湾后才开始文学创作,在大陆时即已接受了最初的文学启蒙。而且富有地方特色的故乡生活与所接受的中原文化熏陶,也以北方意象与文学精神两种形式刻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     

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的创作道路、成就和经验

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是我们四川籍的四位老作家。他们都是年过八十高龄的老人,他们的文学生涯也都在半个世纪以上,他们在我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都是有贡献、有地位,有影响的作家,是久经风雨,成绩卓著,风云文坛的老将。特别是巴金同志,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尊重和热爱,就是在国际文坛上也是产生了巨大影响、享有崇高声望的文学巨匠。     

香港现代散文的特征

该文从宏观视角全面论述了香港现代散文的特征。这些特征构筑起香港散文的独特风景线，使它在香港文学中越发绚丽悦目。该文从主客观方面论述了香港散文繁荣的诸种原因，强调指出香港作家对文学的执著追求，以及他们的那种勤于笔耕与锐意创新精神。香港散文成就值得充分肯定，他们的成功经验应该认真借鉴。     

选本与经典: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

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滥觞于延安文学时期。建国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唯一合法的文艺纲领，为了巩固文学的新规范，除了从政治文化上控制作家，把作家们纳入到体制内之外，还从文学选本上标示出文学创作的倾向。通过对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既对不符合新中国文学规范的某些现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否定．又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进行了示范性引领。选本与经典在巩固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世纪世界文学视野中的曹雪芹和《红楼梦》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间一向有种不对等的交流，一般中国学者熟知西方文学经典，但西方人并不掩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无知。这种现象发生在今天，个中原因有其值得探讨的复杂性。中国的文学经典《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给自己和知友们看的一部感伤忆旧录，他从来没有、也不屑于承认自己是作家，无意将其发表，更不愿意用它牟利或谋生。这与同时期的欧洲作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都是很自觉、自知的作家，有鲜明的读者意识和市场考量。我们将曹雪芹与他同时代的西方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就凸显出曹雪芹在当时世界作家中的独特地位及创作意义。     

库切与凯里写作视角比较研究

在布克文学奖的颁奖史上，只有两位作家两度获奖，他们是彼得·凯里（PeterCarey）和J．M．库切（J．M．Coetzee），且这两位作家目前都拥有澳大利亚国籍。当文学研究者将这两位作家纳入文学研究范畴进行分析时，发现可以从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本文将从第三种文化的角度分析两住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们在流散过程中所创作的具体作品来梳理他们的写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