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廷和到张璁--嘉靖初年改革述论

杨廷和、张璁在嘉靖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执政期间,针对武宗弊政进行改革,使正德以来积弊日深的政治出现了一线生机,并开明代中后期改革之先河.     

因灾求言与嘉靖八年初明世宗的改革

嘉靖七年(1528)下半年开始的农业大灾荒和其他灾异的频现,对因信道而一贯敬天的明世宗 而言,有着格外强烈的心理影响,所以明世宗在嘉靖八年(1529)正月诚心因灾求言于群臣,以求革除当时政治 中的诸多积弊。因灾求言促成了嘉靖八年(1529)初的大力改革,使得当年成为嘉靖前期改革亮点颇多的一 年。这不仅有助于嘉靖七年(1528)大灾荒引发的临时财政危机的缓解,还产生了不少影响此后多年的改革成 果。不当忽视这类颇具偶然性特点的除弊举措。它是明代皇帝常因灾求言而大力革除弊政以收一时之效甚 至某些长远之效的一个缩影。     

分流抑或合流：嘉靖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

明代黄河下游河道在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并未实现合流，虽然此时徐州以上的上流河段单股河河型初步形成，但徐州及其以下的下流河段却呈现出散乱的分流态势。嘉靖初年，明廷在河道治理问题上进行过广泛讨论，但此时的黄运问题不同以往，黄河被人为地导向徐州，并在堤防的作用下实现了局部合流。在政治、环境、思想等层面出现重大变化的嘉靖朝，诸多黄河本身以外的因素也给河道治理带来了极大掣肘。至嘉靖朝末，明廷在治河思想上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分流思想被新的合流思想所取代，并为之后隆万时期更加全面系统的河道治理工程开启先声。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

现存文献中 ,最早著录和评论《水浒传》的是明嘉靖时期的一批学者。本文从《词谑》入手 ,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 ,从而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 (15 30年 )。通过对《词品》、《戏瑕》、《百川书志序》的细致分析 ,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 ,推断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 (15 2 4年 )。《水浒》在嘉靖初年成书与嘉靖初年的社会状况相契合     

林俊与明代“大礼议”

刑部尚书林俊在嘉靖初年的遭遇是朝臣中极力拥护首辅杨廷和一派的缩影,研究他对认识嘉靖初年政局有重要的意义。议礼时林俊对明孝宗有深切怀念之情,对杨廷和的主张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他对世宗的打压过甚,加上议礼之外的政事处置上与世宗的矛盾颇多,就大大加剧了嘉靖初年的君臣矛盾,也导致了他和其他反对世宗者的迅速去位。     

张居正经济思想初探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他是明代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理论家,一生经历了明朝中、后期的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嘉靖二十六年他中进士,隆庆初年入阁当大学士,万历初年作为首辅秉政,直到去世。在当国十年间,他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张居正的著述编为《张文忠公全集》,凡四十六卷。     

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

关于明代宗学开始正式设置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通过考证认为,"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皆无法成立。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过程,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然至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得到逐步落实。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     

诏法之争与嘉靖初年政治——以李阳凤案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嘉靖二年(1523年)的李阳凤案引起了刑部尚书林俊对世宗以诏废法的强烈抗议,最终,林俊间接因此案被迫辞职自解.但随之而来的由杨廷和等人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言官抗疏运动扩大了林俊所发起的"诏法之争",对李阳凤案的讨论持续发酵,主要集中在对皇帝遵从祖宗法度的守统意识及君主亲贤远佞的道德自觉的争辩上,前者关涉的是长久以来明代司法危机的爆发,后者则是统治危机延伸的结果,这与嘉靖初年"大礼议"的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由李阳凤案所引发的诏法之争和其他一系列冲突事件的发生,都是嘉靖初期君臣政治角力的一种体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时政治情势的崭新视角.     

百年“嘉靖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比较权威和主流的观点，但反对的声音亦未销声匿迹。近30年来以张国光、石昌渝等为代表学者提出的嘉靖说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并得到不少学人的响应，大有取代元末明初说之势。文章在爬梳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嘉靖说的学术源流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     

也谈《水浒传》成书时间之内证——与张培锋先生商榷

在对张培锋先生《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一文的详细探求后,可以发现张文反驳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其所举事例和证据有明显错误。关于“土兵”、“白银”、“腰刀”和“子母炮”等,正如石先生所考证,可以作为《水浒传》成书于明朝嘉靖初年的内证。     

明刻本《六朝诗集》编纂考

《六朝诗集》是明代嘉靖年间刊行的一部六朝诗歌总集,根据有关文献推断,其编纂、刊行者很可能是蒋孝。虽然全书在刊行过程中经过了编者的改易补正,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讹误脱漏,但所收诗文大多依据了旧本,因此也就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贾敬、贾赦、贾政兄弟比较谈

在绚丽多姿的《红楼梦》人物画廊中,贾敬、贾赦、贾政三兄弟都不算是作者着重描写的人物形象。可是,他们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分别代表着封建末世不同的贵族类型。贾敬崇尚道教,逃避现实;贾赦贪婪残暴,荒淫无耻;贾政则是封建社会正统古板的士大夫的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进程中,上层贵族的种种心态、性格及其命运。     

《盘古开天地》型神话流传史略

从三国东吴徐整所记盘古神话起,探索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学者所记,及全国南方、北方、东方、西南、中原以及台湾流传的盘古神话,批判了盘古即盘瓠论,盘古源于烛阴论,中国盘古源于印度论,批评了盘古发源于河南论,论述了徐整所记盘古,北传,传于中国各地,中国各地有了新创造,形成多姿多彩的盘古神话,值得中国人自豪。     

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是建立在通俗小说都得到妥善保存的“假设”之上的 ,它完全没有考虑通俗小说大量湮没的事实 ,因而是完全不合事理的。如若没有郑振铎、马隅卿、傅惜华、孙楷第等老一辈学者的抢救“引进” ,可能今天面对的“空白”就会是整个明代。从遗存文献史料的字里行间 ,仍透露出明代前期小说的种种信息 ,不仅能够证明稗官小说的大量存在 ,有些作品的内容亦可窥知一二。而现存多数的历史小说 ,都有它更早的“原本”。“明代前期空白论”是不能成立的     

谭纶与明嘉靖东南抗倭

明朝军事家谭纶的抗倭功绩，以往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大量的史实表明，谭纶在御倭浙东和巡抚福建期间，亲自参加和指挥了数十次重大战役，创造并总结出了一整套灵活多变、行之有效的御倭战略战术，为平息嘉靖东南倭患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我们对谭纶在抗倭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元史续编》及《元史弼违》探析

明永乐初年,胡粹中政纪传体为编年体,撰成《元史续编》,对成宗以下治平之迹及版帝时事有所增补,书中评语多以儒家传统君臣之道立论,虽篇幅不多而颇便省览。嘉靖年间,周复使授编年体史著《元史弼速》,是从卫道者及汉民族本位的立场来评价《元史》的。此书的纪年及书法体现了孔子的正名主张,承袭了儒家思想,尊家而贬元,但也纠正了《元史》一些史事记载上的失误。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焦竑《国朝献征录》的文献价值

焦竑是明代后期著名的学者,其史学著作《国朝献征录》,篇幅巨大,内容宏富,收录人物众多,对于明代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对于清修《明史》的考订、补充,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但由于清初的文化政策、《明史》的独尊地位以及四库馆臣的诋毁,《国朝献征录》流传很少,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和利用这部著作的学术成果和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