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处置逆产政策比较研究——基于惩奸法令的文本分析

抗战时期与战后,处置逆产为国共两党重要政治活动之一,其意义不但在于国际惯例之遵循、抗战经费之获取,亦关乎民族情绪释放、人心向背与政权威信树立,缘于此,国共两党于各自掌控区开展了颇具规模的逆产处置活动.囿于两党合作关系与歧异社会环境、政治地位、政党性质,逆产处置政策存有共通之处,亦兼具自身特色;两党相较,中共更为注重策略之运用,通过逆产合理分配,迎合民众利益需求,取得惩奸与民意双重效果,亦为战后两党政治对峙奠定坚实群众基础.     

华盛顿会议前夕英国对日本和中国的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英国局部调整了对日本和中国的政策,主要表现在英日同盟问题上,决定扩大同盟范围;在远东海军军备竞赛问题上,采取“一强标准”但遏制日本;在中国势力范围问题上,同意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实行各国共管中国。英国政策的局部调整表面看侧重于遏制日本,但没有改变英、日在华的相对强权地位,英国寻求的仅仅是保持中日之间的均势,英国推行均势政策的目的是从绝对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冷战后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战略意图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不断调整对台政策，明显提升日台关系。日本从谋求政治大国、遏制中国的崛起、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强化对台政治影响力出发介入台湾问题，其战略意图是干涉中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来制约中国的发展，影响中国统一进程。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在对华政策层面,美日两国对中国都采取了政经分离的两面性政策,但在具体举措上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在保持其对华原则分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将中国纳入其中的“利益攸关者”政策。日本则在美日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强化了对华政策,安倍新首相则提出了“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的架构。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今后应加强中、美、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推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日本北极航道政策体系及其发展动向

随着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北极航道的战略意义越来越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东北航线紧连日本海,在日本看来,是日本重要国家利益所在。为了确保实现国家利益,日本制定了相应的航道政策。日本北极航道政策体系由总政策、基本政策以及具体政策3部分构成,但这一政策体系本身存在逻辑矛盾,这种矛盾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北极航道政策展现的新动向表明：日本在参与北极事务中对政治大国地位的诉求愈加显著、对非北极国家竞争与戒备的态度更加明显、控制北极战略通道的意图更加清晰。     

经济侵略与利益悖行：日“满”经济集团的构建与美国因应

20世纪3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逐渐从自由经济转向国家垄断。在此趋势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筹建日“满”经济集团。对日本而言,这不仅是基于现实的考量,更是长期以来对中国东北地区政治经济诉求的进一步实现。出于经济及战略利益,美国密切关注日“满”经济集团的动向,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研判。虽然日“满”经济集团与美国经济利益、国际立场、外交政策以及反殖民主义传统存在冲突,美国驻中国东北领事也多次建议美国政府应采取实际措施抵制日本,但出于经济、政治上的权衡与考量,加之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等因素,美国则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抵制政策,最终,日“满”经济集团向更大范围的“日满支”经济集团扩张。美国的“作壁上观”不仅损害了其商业利益,更显露了其决策的矛盾与虚伪。从本质上而言,日“满”经济集团下的日美矛盾是日本推行的大陆政策与美国秉持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分歧与矛盾的集中反映,也为日美最终走向战争埋下伏笔。     

德国对待1931-1933年远东危机态度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和《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对日本采取了承认其在远东的霸权地位，认同其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的政策，以便争取得到日本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受这种意图影响，在“９．１８事变”爆发后，德国在国联采取了表面上“中立”，实际上袒护和纵容日本的政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日美三国体系框架下的日本新政权

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日本新政府内外政策的核心已初露端倪。稳定并振兴国内低迷的经济状况、重组日本经济结构、恢复民众对政府和未来的信心是新政府对内的重要任务。外交方面,如何处理好与中美这两个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大国间的关系是对新政府外交能力的考验。日美间就日本在印度洋对美供油问题上的若即若离显示了日本既想改变传统的美日同盟关系中"大带小,小服大"的不平等局面,又难以真正脱离美国实现自身目的的尴尬局面;对华关系方面,鸠山政府大力推广的"低碳革命"理念不仅是出于自身经济结构重组的需要,更有借此争取在中日关系上更有利地位的政治动机。而在与中国保持更为紧密经贸关系的同时,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领土等一系列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鸠山政府同样需要做好功课。无论鸠山政府对美和对华政策有何新意,都体现了一直以来日本追求其"普通国家"地位和政治大国的诉求。     

回眸近代留日潮

中国近代史上开始于1896年,结束于1937年的赴日留学浪潮,是一场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和甲午战争的惨败后赴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留日浪潮勃兴的根由:救亡图存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人们省悟到仅仅“师夷技”而不图政治上的革新改良,不足以救亡图存。时人认为日本的胜利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学习,留学救亡成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留学生身上。他们指出,“当今之所谓老大之国,欲一线之生机而将来之基础者,非留学生其谁与哉”。有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     

战后日本对台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二战后的日本对台政策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日本不断提升日台关系 ,加深介入台湾事务 ,助长了台湾岛内外的“台独”势力 ,为中日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受到了历史情结、日本国家战略、经济利益、国内政治、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对此 ,中国在对日交往中既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坚决反对日本插手中国的台湾问题 ,也要积极增强与日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交往     

从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创立之时，时人正在反思民国初政党政治的弊端。沽名钓誉、争权夺利成为当时政党的标识。在如此氛围中，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具有了改造政党的自觉和努力，致力于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支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政党。从理论指导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自己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因此，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为己谋利，不为己徇私。此价值立场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自己的最终衡量标准，敢于刀刃向内、向一切不利于实现人民利益言行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从现实需要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及面临的险峻考验和危险，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革命的热情，加强自身建设，锻造坚固组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坚实的组织基础。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来看，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自我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得到很好的传承，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自我革命得到进一步强调，并得到充分实践与发展。以自我革命解决党内矛盾，成为中国共产党经常性的做法；以自我革命破除错误思想、路线、方针的影响，确立正确路线和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的关键一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自我革命史，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的自我革命实践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原则得以清晰起来：从性质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的思想斗争；从内容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指出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从目的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解决党内思想矛盾和分歧，达到团结统一；从保障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离不开党内民主的根本保证。     

关于东蒙自治运动几个问题的探讨

东蒙自治运动（1945—1946）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际冷战和中国内战背景下发生的带有民族分离倾向的民族自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正确引导了这一运动,为消除运动中的民族分离倾向做出了重要贡献。国民党则对此采取消极态度,最终失去了内蒙古民族主义者对其政权的支持。美苏因其各自利益,不支持东蒙自治运动。总结历史上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政府如何处理边疆问题有重要意义。     

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倾向——以亚洲主义者荒尾精的言行为中心

明治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基于此的对华政策,奠定了整个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和政策的基调.这种认识和政策并非从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也并非自始至终都呈现为单轴的状态.各个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试图从各自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观察以及各自的思想背景出发,对近代中国做出各自不同的阐释.就国际关系的社会思潮而言,在明治中期大致形成的既彼此乖离而又相互交错叠合的亚洲主义和"脱亚论"是最主要的两种主流意识或社会倾向.亚洲主义代表人物荒尾精的言行体现了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政策主张.     

陪都各界与台湾光复

抗战胜利后,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陪都各界功不可没。主要表现为国民政府适时地把收复台湾确定为重要国策,中共中央南方局热情帮助台湾同胞建立武装和统一组织,陪都台湾同胞踊跃参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各项具体准备事宜。除此之外,一些国际文化团体也竭尽所能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要收复台湾的意愿,一些重要媒体及时传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收复台湾的强大声音。     

援越抗法与抗美援朝战略抉择的共同性

立国之初,新中国就被迫面对两场大规模的境外战争:印支半岛的越南抗法战争和在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两场战争都是冷战体制下的产物,不仅影响了新中国的地缘政治,还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安全。新中国考虑到世界格局的性质和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亟需捍卫自己的利益;另外,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新中国应该积极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支持兄弟国家的民主民族斗争。这两方面因素最终使中国选择了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     

评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本文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主线，按照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阶段特点，分４个时期，从国际关系角度论述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发展及最终被彻底粉碎的全过程，揭示了这一政策对华侵略扩张的实质。笔者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逐步排挤他国在华势力、扩大自己在华权益、最终独占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受到本国的经济制度、行政结构、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制约,而且它也受到本国意识形态的影响。抗战时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利益,制定了不同的对华政策。先后采取了中立观望、援华制日、联合作战政策。中立观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援华制日、联合作战政策增强了中国的抗战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国民政府对美国的依赖。     

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特点

自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以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外交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舞台上的中国外交充分显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努力实现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设性互动,寻求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综合平衡,树立了中国良好的大国形象。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哲学意蕴和实践逻辑

在建党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具体实践不断进行守正创新,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作为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把牢记初心使命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属性,在不断应对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意识具有关心百姓的积极因素,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传承中国传统民本意识,体现在重视人民利益,强调德治的民心作用和注重法治思想的人民性等方面。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深刻把握新时代的实践逻辑,接续发展了以往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观,为积极回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改善全球治理及抗击新冠疫情等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指导,赋予全新时代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韩日船舶工业发展战略及其对中国造船工业的启示

中国造船工业要后来居上,可以学生借鉴韩日船舶工业的发展战略,结合自身的现状,采取政府扶植、技术创新、强化配套、转换造船模式等促进中国船舶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以提高中国造船工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