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王朝蜀地农业探析

史载先秦蜀地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五朝。开明王朝是在蜀地立国的最后一朝,也是蜀地农业文明最为繁荣的王朝。这一时期,蜀地农业和水利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开明氏领导的治水患兴水利取得的卓越成就和蜀地传统粮食作物水稻、粟等的种植规模和产量的极大提高。此时的蜀已是闻名中国的农业富庶区了。这为秦举巴蜀之后,蜀地成为秦统一天下的"王业之基",进而为两汉以后蜀地天府之国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蜀守遴选及秦并巴蜀后蜀地农业的发展

[提要]秦灭蜀后,鉴于蜀地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即将蜀地视为其谋求全国统一的粮食供应基地而予以经略。根据蜀地自然和社会特质,秦人采取了多项推进农业发展的措施。本文谨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就其中遴选郡守、统筹协调蜀地农业发展以及农田水利、耕地、劳动力、生产关系、生产技术等传统农业发展要素的优化组合情况略予论述,以就教于学界。     

秦人治蜀时期蜀地水利与农业的发展

秦灭蜀后,蜀地开始全方位融入华夏。在这一宏阔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蜀地农业和水利在自身悠久传统的基础上,汲取秦人带来的北方先进文化,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就为汉以后蜀中天府之国的形成奠定了广厚的基础。     

秦成都城市布局初探

本文论证了秦时成都的城市布局，秦成都城分为大城，少城两部分，大城早于少城修筑，是蜀郡太守张若所建；少城是作为经济中心和大城的军事屏蔽而修建的，其布局“与咸阳同制”，即官署区在北部，市场在南部。     

蜀地民众国家认同研究——从古蜀国到秦代

蜀地在公元前316年为秦所并之前是有着自身独立文化系统的古国,古蜀民众也有其独有的特点。就国家认同而言,他们呈现出的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开放坦然的最优选择模式,即既选择更优的后者,却又不否定前者。但是到秦灭蜀后,蜀地民众的国家认同却出现了危机,迟迟不能完成对秦国家认同的转化,一百余年间只呈现出从被迫认同到消极认同的细微演进,其个中缘由还是值得探讨的。     

秦汉(三国)时期的成都

秦灭古蜀以后,最初采用的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直到杀了第三个蜀侯(绾)之后,才废除了在蜀封侯的制度,彻底推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古蜀国改为蜀郡,只设郡守,直接对中央负责。成都的第一任郡守,名叫张若,他在成都的时间比较长,干了三四十年,好多事情,他都参与过。 成都当时是县,受蜀郡管辖,但它又是蜀郡的郡治。它当时管辖的地区,包括今天的东城区、西城区、金牛区、龙泉区和双流县的一些地方。     

蜀地蚕神研究综述

蜀地是中国最早植桑饲蚕的地区之一,蜀地蚕业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在全国蚕业中都占据领先地位。蜀锦历代都是皇室贡品,闻名天下,也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蜀地丝绸质量上乘,鹅溪绢备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蜀地蚕业延伸出的农桑文化、丝绸文化等更是成为蜀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其他地区,蜀地蚕神具有地位高、数量多、信仰程度高的特点。蜀地蚕业对中国的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以及审美思想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蜀地蚕神值得引起学术界更高的关注,而至今尚未有关于蜀地蚕神的研究综述问世。在此将前人对蜀地蚕神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再思考,以反映蜀地蚕神研究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西魏北周羁縻蜀地政策述论

侯景之乱后梁室分崩,西魏趁机尽取蜀地。蜀地入北初期,叛乱此起彼伏,严重破坏着新克之地的统治。为缓解蜀地动荡的政治局势,西魏及其后继者北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诸多羁縻、抚慰蜀民的措施。经过长时间的抚慰,蜀地的政局渐趋稳定,北周在蜀地的统治日臻巩固。     

战国后期秦国统治蜀之政策研究

战国后期 ,秦国抓住有利时机吞并了蜀、巴 ,图谋与楚对抗 ,以求统一天下。为了实现蜀地的直接统治 ,秦在统一蜀地之初 ,在蜀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封蜀侯 ,置蜀守、蜀相 ;移民、筑城 ;开发蜀土地、山林资源。秦国在蜀地的统治政策可以说是后代羁縻政策乃至土司制度的渊源。     

论移民与蜀地民间偶像崇拜的历史变迁

蜀地自古移民频繁,其民问信仰既有一以贯之的蜀地本土传统,又有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移民文化痕迹。因而,蜀地民间偶像崇拜经历了大的历史变迁,其民间祭祀对象纷繁驳杂。这些民间偶像崇拜是构成蜀地风俗民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常德古城修建史考述

公元前277年秦军在今常德所筑“张若城”是古代常德建城之滥觞。东汉时“张若城”筑为武陵郡城,有一次重大的修建。此后在东吴、唐朝、五代、北宋、元朝等时期,常德古城均有过不同程度的增修。明代,常德古城始筑为砖城,奠定了此后常德古城的基本规模。抗日战争时期常德古城被毁。     

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罚金和赎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属财产刑。由于史料缺乏,这一问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简牍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统研究。汉代的罚金分七个等级: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二斤;它既适用于一般百姓,也针对官吏的罪行进行处罚,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阶层,所不同的是汉代罚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称较秦律为多,但大都是较低级的官吏。汉代罚金的适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盗窃、学业不精、打架斗殴等罪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严的等级性是其本质特征。汉代的赎刑小到赎耐、赎迁,大到赎死,几乎全部刑罚都可以赎。赎宫、赎死已不像秦代时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赎,汉代法律原则上规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赎死、赎宫。汉代赎刑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黄金为主,铜钱为辅,兼及爵位、竹、谷、缣、粟、马、军功等形式。汉代赎刑适用对象很广,各类赎刑从法律表面规定的情况来看没有等级及特权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古蜀史料辨伪

古蜀史是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前西蜀地域的历史。在古蜀史料中关于"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王,黄帝后世也"、"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的记载皆出于战国后期及秦汉时期。从有关这些史料的典籍的时代及所述史事的考辨,可以证实近世所建立的古蜀世系观念是由传说而"层累"地造成的,它仍属传说的性质,并非信史。近年学术界在研究巴蜀文化时存在一种以"信古"的倾向出发而将传说与史实混淆,未能对有关史料进行辨伪,以致难以认识古蜀社会性质的真实。     

张岱《石匮书》的史学价值及其缺失

张岱原是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纨绔子弟,明亡后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致力于明史的纂修。他对《明实录》屡遭篡改及各种当代史在编纂过程中的任情褒贬、曲笔讳饰等种种弊端深恶痛绝,决心对明代历史进行全面的整理,订正其中的“诬妄”。其史学代表作《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具有“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特点。在体例上仿效《史记》,但有所创新。其中序论集中反映了张岱的历史观及其对人物、事件评价的标准。     

《农田余话》作者考

摘 要：黄虞稷《千倾堂书目》认为《农田余话》一书为张翼所作,现代学者多承其说;《四库全书总目》、周中孚《郑堂读书志》曾对《农田余话》的作者提出质疑,但并未确定其人;实际上,《农田余话》的作者确非张翼,而是元明之际的邵亨贞。     

先秦文献中“尚书”非经书名综考

先秦文献中“尚书”的表达仅两处。一处在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中,此处的“尚书”并非经书名,也非讹误,而是《夏书》的修饰语;“尚”是表尊崇的程度副词,反映了墨子对大禹以及《夏书》的极度推崇。另一处在出土文献帛书《要》中,此处的“尚书”也并非经书名,而是指所有“上古的典籍”;“尚”是表时间语词,为了突出《周易》的特殊地位。因此,“尚书”在先秦文献中均与经书名《尚书》无关。     

论巴蜀文化对李白侠意识的影响

李白一生以侠客自居,始终保持高昂游侠豪情,这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巴蜀侠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巴蜀地区自先秦以来民众就显得剽悍劲勇、质直好义,表现出原始朴素的侠义意识。秦汉以后,在中原秦赵燕等地豪侠文化的影响之下,巴蜀地区形成以地方豪强为特征的豪侠文化,盛极一时,延绵至隋唐。这样一种浓郁的豪侠文化氛围,对青少年时期李白的性格与个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豪侠的行为特征,并影响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