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     

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及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关系,让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走着儒家化的道路。董仲舒作为儒家的重要人物,其司法判决思想在中国古代司法思想中起着发端的作用,他提出了"春秋决狱"思想,主张以心治罪,让儒家思想有指导现实司法实践的效力。"春秋决狱"让儒家教义高于了法律条文,让儒家思想成了法律的源头,开启了法律儒家化,让中国古代司法实践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思想管制维护政权稳定。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建设仍有一定的启示,能推动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需要深度挖掘"春秋决狱"的时代意义,坚持程序正义,秉持司法公正,继承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论汉代司法中的经义决狱

经义决狱,又称<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系汉代流行的一种司法审判模式.汉代经学的发达,使汉人将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视为司法"宪章",由此导致了经义决狱的大流行.对经义决狱历来不乏褒扬者和批判者.研判汉代经义决狱案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许多案例贯彻了儒家的慎罚和平恕精神,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些断案者对儒家经义的援引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经义决狱执行上的分歧滞涩和处境上的尴尬的成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儒家经典乃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产物,并不具备法典所应有的周延逻辑和体系性,由此发生理论的碰撞和实践的窘境就在所难免;第二,对儒家经典的多元解读赋予司法裁判者以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让冰冷的司法和执法活动变得温情脉脉,但同时也不免为一些人所利用,使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大打折扣.经义决狱发展到后来,往往不尽限于刑事案件,亦扩及于对民事生活的干预当中.以经义指导司法实践一方面弥缝了机械执法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和非人道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司法擅断和以经乱法等一系列流弊.     

“引经决狱”的实质与作用

“引经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它在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利益方面与汉代法律是一致的;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引经决狱”并不意味着司法官员可以对儒家经典随手引用,任意发挥,而是有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之类著名学者的规范性解释。     

贵和求和的司法文化——以“《春秋》决狱”为例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不仅开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迈出了儒家"和"的司法文化曲折历史的第一步.通过"<春秋>决狱"遗存下来的四个案例的分折,展示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春秋决狱"的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的主导下,在"权"与"情"的双重作用下,"春秋决狱"尽管没有直接造就完备的法制,却开创了礼法融合的先河,为完善独特文化底蕴下的中华法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春秋决狱》佚文评析

深入分析《春秋决狱》六篇佚文,可见以经决狱之一斑。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针对特殊案件而实行,强调主客观条件,创造了若干司法准则,影响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走向,促进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春秋》决狱在推进法制文明进程的同时,亦存在一些弊端。     

汉代法政体制述论

汉代法政体制伴随廷尉的设置而逐渐形成.廷尉是汉代最高司法机关,但并非唯一有司法审判权的机关,丞相、御史、尚书等行政长官亦兼理司法.汉代所创制的疑狱谳报、录囚、杂治(议)、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制度,对中国封建法政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董仲舒开创的“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法等级观念首次引入司法领域,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史上“纳礼入律”的先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它继承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继承了弃旧图新求发展的实践特性,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历程 --兼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基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致力于确立或发展这一路线.江泽民同志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跟与时俱进相提并论,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一步增添了新内涵."三个代表"是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内涵研究国内外以及党内当代重大问题而形成的创新理论.     

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进一解

根据杜甫对苦难民众一贯的情感态度,以及他在作咏雨诗时的惯常思路,其《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句,表现出诗人虽心喜蜀中这场雨,但仍心有不足而“忧思”:不仅忧“巴人”也忧因旱灾引起的吴越“盗贼”。因此他盼望再有一场滂沱大雨,不仅彻底解除蜀中的旱象与“气”,而且解除吴越的旱象与灾,从而缓和吴越地区的政局。     

论"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内在统一性--学习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在新时期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新和发展.三者之间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党在思想路线上的三次“与时俱进”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其确立、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对于深刻理解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重申并丰富了这条思想路线,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     

“邓小平理论概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谈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空泛的口号上 ,而应该让“实际”落在实处———历史的实际、当代的实际和学生思想的实际。只有这样 ,邓小平理论才能真正成为大学生真知、真信、真行的一门学问 ,也才能真正地让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大学生的头脑     

也论老子的“善”

《老子》一书中使用“善”字达52次之多,但是它的特殊含义一直为历来注疏者所忽视。通过考察《老子》一书中“善”字动词意味的本原性及其在全书中的一致性,可以重新梳理“善”与“道”、“德”的关系,并且揭示出普遍对于“善”所作的具有伦理倾向的解释妨害了对《老子》以及道的认识。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简论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提出 ,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 ,对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历史意义。本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该治国方略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并对其具体实施途径作了部分探索     

解读豫东婚俗中的“双全人”

豫东婚礼不但传承了中国古代婚礼的文化基因,同时也染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其中人们对＂双全人＂在婚礼中的作用已成为豫东婚俗的主要意识认同。如果以豫东婚礼上所使用的相关词语为分析对象,既能呈现豫东人的内心指向,也可解读＂双全人＂所隐含的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