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自觉——兼评高其才教授的《法社会学》

法社会学存在“中国化”问题。作为高其才教授的一部法社会学著作,《法社会学》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中国社会的法律实践和理论问题。其关注到法社会学中国化的意义并对之进行了努力,体现了中国法社会学学者进行法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自觉。通过进一步研究就能够继续回答法社会学中国化这一问题：中国法社会学发展方向是法社会学中国化,法社会学中国化的主题是法社会学本土化。只有深化法社会学本土化研究,才能探索出中国自己的司法改革路径。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呈贡县的“魁阁”与“文庙”: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两大学派

社会学中国化一直是社会学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率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呈贡县城的魁星阁内有吴文藻、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文庙内有陈达、李景汉、戴世光负责的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这两个学术共同体分别以社区调查和人口普查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方式,在社会学调查的理论、方法及取得科学成果等方面实现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形成了"魁阁学派"和"文庙学派",成为早期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两个主要的学术流派,对中国社会学及国际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理解转型中国乡村社会的新视角——读懂《后乡土中国》

理解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把握乡村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乡村社会研究或农村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6。由此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概括为"乡土社会",即"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或不同于"法理社会"的"礼俗社会"[1]9。乡土中国一直是理解和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和视角,而且也成为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范式之一。     

凯洛夫《教育学》传入始末考

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导入和学习有着深刻的关联.凯洛夫《教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对凯洛夫《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际的适应性问题产生了质疑,对学习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展开了反思,同时努力探索着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文革期间,凯洛夫《教育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学而大受批判,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偏离了正常运行的轨道.改革开放后,凯洛夫《教育学》重新获得公正评价.     

一部探讨“课程结构与课程行动之间关系”的专著——评杨道宇的《结构化课程理论》

《结构化课程理论》是杨道宇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的进一步提炼,是其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期间的重点课题,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区域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是哈尔滨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点的重点建设工程,是辽宁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是渤海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的重点资助项目. 《结构化课程理论》回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里,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达到了空前高度,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引起更多专家与学者的关注.这种时代背景为以探讨教育与社会之关系的教育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和挑战.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教育社会学方面的成果日益丰富,既包括大量的翻译著作,也包括学者自己的著作.《结构化课程理论》则是站在其前辈肩膀上的又一部力作.     

中国社会学应用的历史传统

一、社会学的应用在中国历史悠久谈论中国社会学应用的历史传统,首先要谈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社会学在中国产生的历史究竟有多长,这还是一个有待确定的问题。建国之前,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学的产生,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或者更远的时代,最古的一部社会学代表著作要数《周易》。《周易》首先提出了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世界变化和运动的源泉。《周易》说明,人们的     

乡村振兴视阈下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再审视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揆度诸多症结之由,皆可溯源于过度工业主义教育模式的推行。几十年来,过度工业主义的教育,给乡村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伤"。回望历史,乡村社会面对工业主义教育模式所呈现的种种"不适应",早在20世纪之初,中国乡村教育开始现代转型之时业已出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试验,即是基于乡村社会在现代工业主义教育冲刷下的前瞻性思考。面对乡村教育的衰败,陶行知尝试进行"修复"试验,创新性构建了一整套具有本土价值的"乡村教育"理论。乡村振兴视阈下对陶行知乡村教育再审视,对于当前乡村教育振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关注农村社会教育--近代乡村教育试验活动的回顾与启示

重视农村社会教育是近代教育家从事乡村教育试验过程中形成的共识,他们依据农村的社会现实,孕育了通过教育改造乡村的理念,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教育理论.它启示我们重视农村社会教育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办教育不能只重都市教育而忽视农村教育,只重学校教育而忽视社会教育,只重人才教育而忽视民众教育,只重青年教育而忽视"失学者"的教育.农村社会教育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关系到"民智"的开启和"民心"的养成,关系到弥补农村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足.     

问题意识与历史视野：“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历史社会学路径

社会学作为一门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引介到中国的学问系统，从最初引入之时便面对着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乃是普遍的社会学理论同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张力问题。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张力，又如何真正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建立面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成了社会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社会学的中国化，究竟是理论概念上的中国化还是研究对象上的中国化?抑或是研究方法上的中国化?本文通过对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发现，潘光旦、费孝通和瞿同祖等老一辈社会学研究者构成了国内社会学研究的古典时代，开启了一系列经典的本土研究范式，并被后来的学者继承下来。当下的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凸显出问题意识的整全性、研究视野的开阔性以及经验研究的总体性三重特征，既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在发展历程上的突出特征，同时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路径。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

周立教授团队撰写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一文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一经刊发,在国内乡村发展研究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特此刊发该团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以飨读者。此文是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纵深调研,打破常规视野中"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程式,一点触及,多点发力,多视角发现乡村中国的魅力,总结乡建历史和经验,传承乡村文化,开启城乡中国发展的新研究时代,学者情怀贯穿其中,读后为之动容。欲知详情,请君细赏。     

2010年安徽省社会学学会年会及学术报告综述

在安徽省社会学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学暨2010年学术年会上,以"中国乡村社会建设"为主题的学术研讨精彩纷呈。论坛上既有社会GDP等新概念亮相,也有对诸如社会政策、社会质量等概念深度而又全新的阐述;学者们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从不同维度去发现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供借鉴的意见和建议。     

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 ———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

1979—1980年之交,费孝通先生受命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停滞近30年后破土重生。苏国勋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成为社科院的第一期硕士生,攻读期间选取社会学理论为学术方向,因此见证、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全过程。苏先生在这30年间,从硕博期间开始梳理苏俄社会学发展、开创大陆韦伯研究,完成哲学到社会学理论的学术转型;继而参加社会学第一、二期讲习班,正式调入社会学所工作;长期担任社会学所理论室主任,主持《国外社会学》20余载;承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培养社会学理论方向博士生;任《文化：中国与世界》副主编,《社会理论》主编,《社会理论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社会学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主编,《三联.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成员,等等;近年来主张从文化进路（尤其是儒释道合流的角度）重新检视韦伯研究在中国语境的相关问题,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理论的发展。苏国勋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他受过西学教育,但始终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心仪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经验,学问出入于中西学之间。     

略论宗教社会学的中国化

中国的宗教社会学要研究中国的宗教,即道教、中国化了的佛教和其他民间宗教信仰。因此,本土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势,中国化是中国宗教学成长的立足点和发挥宗教社会学现实功能的需要。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我国学者在理论层面上已经作出了较多的讨论。其中,王锐生教授在《哲学研究》中2006年第二期上提出的"结合"视野有一些新意。但是,我们对王先生文中几个问题持有异议。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虽然是具体的理论问题,但是如果不辨清楚也会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理解。     

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及评述

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最近似乎进入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许多学科都在作学科的回顾与前瞻,教育社会学也不例外,毕竟是处在中国社会科学这个大环境中。本文以2006年以来中国教育社会学界的学术活动为背景,整理了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动向与进展,既肯定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型"大国,传统文化大多产生于乡村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直接影响着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古代时期,"生存型"社会决定了生活化的乡村教育、官学无力导致私学的兴起、乡里的士绅对乡村教育做出积极贡献,追求功名激起了乡村社会的自学浪潮;近代时期,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城乡学堂不均衡布局、新式教育的实施造就了一大批乡村教育家;现代时期,人民公社制推动了生产劳动式的乡村教育、文化大革命导致乡村教育的断层、乡村文化的滞后要求全面实施乡村素质教育、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多样化创新人才的培养。     

长幼是一种怎么样的“序”

校园网"教育视野"栏目发出了一篇文章,张建先生的《下跪教育频现,中国教育已经走向颓废》.张文所针对的,是近来连续出现在中国教育界的几次引起轰动的下跪事件,一是海南中学校长在千余师生前下跪求学生学习,二是侯耀华给乡村教师下跪颁奖,三是李阳疯狂英语现场全体学生给老师下跪磕头,四是郑州大学布置寒假作业要求学生给父母磕头.     

葛学溥与20世纪初潮州乡村生活的人类学书写——以《华南的乡村生活》为中心的讨论

在众多的西方学者中,葛学溥最早以规范的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和社区研究方法来对华南乡村生活进行研究。他的研究是上个世纪早期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代表性成果,是欧美社会学调查方法和社会研究范式在华南社会的成功尝试,具有特别的社会史研究价值和难以替代的历史意义,也是我们不应淡忘的一笔文化遗产。     

社会学对通识教育的承诺：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的三个面向

本文将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文本置于其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之中，发现“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主张同时也是其通识教育思想的体现。在通识教育研究的视野下，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焦虑”和“不安”的回应贯穿全书，是米尔斯对社会学的直接期待；其次，理性与自由的承诺最终意味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将社会学视为一种公共实践；最后，该书与韦伯《科学作为天职》这一演讲之间在结构和主张上都存在深入的关系，堪称《科学作为天职》的美国版本。这三重面向同时也代表着社会学的学科传统能带给普遍意义上之大学教育的宝贵思考资源。     

一幅破碎的乡村图景——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

小说《天行者》主要演绎乡村教育故事,通过描述知识与权力的争斗、乡村爱情悲剧,一幅破碎的乡村现代性图景得到呈现。小说对"民间英雄"——民办教师的酸甜苦辣予以表达,也写出了他们对事业的执着。但是,随着时代变化,他们不得不面对溃败的现实。